朱老总强调：“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事情大小都是不能篡改的！”朱老总曾对朱旦华说：“我一直在想，当年井冈山会师才几千人，主席就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作战，同时要作宣传队工作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摸索出‘十六字’作战方针……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条都很深远呐。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时，开始我并不信服主席，他没有学过军事，我带兵打仗多年。但实践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远。得到这个‘证明’，我党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朱老总为什么在1962年对她讲那番话？三年困难时期，要不要搞“三自一包”，中央常委中有不同意见，而朱老总明确支持毛主席。为什么呢？他从心里信服主席。这种信服，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盲目的迷信和个人崇拜，而是由血的历史反复证明了，毛主席总是能从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他比我们看得要深远一些。 毛主席对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其认识逐渐深化，他将调查研究视作洞察社会、揭示真理、探寻中国出路不可或缺的钥匙与路径。早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中，毛主席便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倡导、亲身投入到调查研究的实践之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求学岁月里，他不仅潜心研读“有字之书”，更对“无字之书”——广阔的社会现实充满了无限热忱。他曾深刻言道：“若要在这纷繁复杂的现今世界中略尽绵薄之力，自当立足于‘中国’这片热土。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种种情形，怎能不深入调查，悉心研究？”这番话语，既是他对时代使命的深刻体悟，也是他对调查研究价值的高度肯定。 从1916年至1918年，毛主席的足迹遍布乡村田野、学校校园，他深入考察社会状况，细究道德风俗，这一系列实践活动不仅让他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更让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这段经历，如同一块坚实的基石，为他日后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华丽转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7月，长沙教育界的进步力量汇聚一堂，成立了“健学会”。毛主席挥笔写下《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文中他激情洋溢地提出：“我们要脚踏实地，基于人生社会的实际发声”，呼吁众人“深入实际，探寻事实与真理的真谛”。同年9月，在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的章程中，他更进一步明确：“对于问题的研究，需实地考察者，必亲临其境；无需或暂不能实地考察者，则应广阅书册、杂志、报纸，以资研究。”这些思想，无疑是他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认识论形成的宝贵萌芽。 在《实践论》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峰，深刻剖析了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为基础的实践，它决定着其他一切活动的性质与方向。”紧接着，他又指出：“唯有社会实践，方能作为检验人们对外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意味着，我们的认识源自实践，而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或验证心中的预设，必须经过实践的严格考验。因此，“实践的观点，构成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时间流转至1942年7月初，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等一行，满怀期待地踏入了南泥湾这片希望的田野。轻风拂面，稻田波光粼粼，山间牛羊肥壮，水中鸭群嬉戏，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映入眼帘。随后，他们细致考察了纺织、制鞋、肥皂、造纸、盐业、炭窑等多个生产部门，以及营地、靶场、仓库等生活设施，对南泥湾的开荒生产与生活状况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午餐时分，王震亲手烹制的红烧辣味鱼及几道家常小炒，让朱德一行赞不绝口，饭桌上洋溢着欢声笑语。 午后，出于对朱德冬季御寒的考虑，有关同志提议将部队打猎所得的最大一张豹子皮赠予他。朱德听后，幽默风趣地回应：“你们这是干啥呢？给我送啥‘贡品’啊！”一句话逗得众人忍俊不禁。见气氛轻松愉快，朱德正色道：“我这个总司令得以身作则，咱们共产党可不兴这一套送礼的风气！”尽管同志们解释这只是战士们打猎的收获，并非特意采购，但朱德仍坚持原则，他说：“现在条件艰苦，战士们辛劳异常，这张豹子皮至少能换几尺布，多做几套军装岂不更好？我若收了，岂不成了剥削者？”说完，他自己先笑了，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另一段佳话发生在1941年春，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挺进南泥湾，开垦荒地，拓荒种田。那里山林茂密，野兽出没，教导队便组织起一支打猎小队，收获颇丰，其中包括不少野猪和豹子。一次，朱德亲临南泥湾视察，看到院子里晾晒的豹子皮，不禁连声称赞：“好皮子！真是好皮子！”并详细询问了打猎的情况。当得知大家因他床铺单薄，欲赠予他几张豹子皮御寒时，朱德连忙推辞：“你们这是干啥呢？给我送啥贡啊，我们党可不兴这个！”他坚决拒绝了这份好意，展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