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的一天，张学良在江边钓鱼，见一位叫高应欢的农民在用筝网捞鱼，便上前搭话聊天。在交谈中，张学良了解到高应欢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老母久病在床，无钱就医，非常同情。张学良当即取出3块银元，送给高应欢说：“我身上仅留下3块钱，你就收下吧。” 高应欢被张学良的关怀所感动，但他说什么也不肯收张学良钱。而张学良却执意让高应欢收下钱，还好言相慰。高应欢在盛情之下，只好收下张学良送的3块银元，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沅江上游下了大暴雨。顿时，平地三尺洪水，冲毁了沅江两岸许多房屋，不少人畜被卷入江中，顺着洪流向下江冲来。第二天，洪流殃及沅陵境地。 清晨，张学良起来，站在望江楼上用望远镜观看沅江，发现洪流中有些人骑在木头上或站在屋背上求救。而岸上的人竟不顾水中人的危难，只顾着在江边打捞财物。 张学良见到这种场景，心急如焚。他喊来看管他的特务队长刘乙光队长和宪兵连长童鹤连，一反平常的神态，以命令的语气对俩人说：“赶快集合队伍下山，到江上救人。” 于是，张学良和刘乙光、童鹤连带着人赶赴救灾现场，并亲自指挥救人。张学良向大家说：“凡是有木船的群众，都要先救人，救得一人，奖银元5块，由我当场兑现！”在张学良的鼓励下，大家救上了许多老百姓。当便衣队和宪兵把老百姓转移到安全地带后，张学良并不食言，慨然从自己的积蓄中给每个便衣、宪兵5块银元，供他们买衣服。 1939年秋，湖南时局紧张，日军占领武汉后，直逼长沙。戴笠给刘乙光拍电报，指示将张学良转移到贵阳。路线是：沅陵、辰溪、芷江、黄屏、贵阳。在转移途中。为了防止遭受袭击或劫持，宪兵连的十多辆卡车分做两处：一部分在前面引路，一部分在后面押队。卡车座楼顶上都架着机关枪，随时准备对付突然发生的情况。在转移途中，车队艰难地爬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张学良、于凤至夫妇在车上饱尝了长途颠簸之苦，身体像散了架一般。 在这次转移中，张学良虽没有发生身体方面的问题，于凤至却经受不住，加上一路受到不少惊吓，身体很虚弱。刘乙光的车队到达贵阳后，张学良夫妇被安排在一家旅店里暂住。刘乙光立即与军统局戴笠联络，得到命令：将张学良转移到距贵阳以北60里的修文县龙岗山阳明洞幽禁。 刘乙光按着戴笠的指示，率车队载着张学良抵达贵州修文县城北的龙岗山阳明洞。此处岩石嶙峋，古树参天，洞内宽敞明亮，可容纳百余人，石凳石桌，不假修凿，自然生成。 在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兵部主事王守仁因不满宦官刘瑾陷害无辜，与之分庭抗礼而得罪朝廷，被谪为龙场驿（今修文县）当驿丞，他在龙岗山东洞讲学，教当地民众学习文化，自称阳明先生，故后人称此洞为阳明洞。洞前面有两棵挺拔苍劲的柏树，据说就是王守仁亲手栽种的。龙岗山上树木茂密，巨石矗立，其间有王文成公祠、何陋轩君子亭等古迹。 刘乙光把张学良夫妇安排在王文成公祠内右侧楼下的房子里，派20名便衣队员住在祠内，执行“保卫”任务。从张学良来到龙岗山起，这里便被划成禁区，防范不测。刘乙光将宪兵连的大部分兵力布置在从县城至山脚的第一道防线上；在第二道防线上，兵力分布在山的四周，分别设岗亭看守；而便衣队大都布置在第三道防线，负责阳明祠内外之安全。每到夜晚，张学良卧室门口还要加设警卫。 张学良来到这里不久，就对龙岗山发生兴趣。这里野兽很多，特别是獐子、野猪、山兔最多。为此，张学良极喜欢上山打猎。他每次出去打猎，都有两名副官和便衣队员6人跟随。早晨8点钟出猎，太阳下山才归，中午饭由厨师把饭菜担送到山野猎场。 张学良最喜欢吃烘煎的野味，在山洞里烧起一堆柴火，把打来的野兔、山鸡或獐子烤得滴油飘香。随着打猎兴趣的增加，张学良开始不满足于打野兔、野鸡和獐子，希望撞到“大家伙”过过瘾。所以，在打猎时，张学良总是拼命地往森林里钻，害得跟随其后的副官、便衣队员个个气喘吁吁。 有一天，张学良打猎到龙岗山西北坡，听到树林深处传来野猪的哼叫声，欣喜地跑过去。“随从”们见此情景，不敢大意，立即紧随其后钻进树林。此时，张学良看到三头凶猛的野猪围着一棵老松树拱土。于是，他端枪向猎物一步步逼近。“随从”们怕野猪受惊发狂，伤害少帅，都端起卡宾枪瞄准野猪，以防不测。 这时，张学良已躲在靠近野猪的树后，“啪啪”两枪，一头野猪应声倒在地上，另两头野猪见势不妙，疯狂地逃进树林深处。“随从”们跑到野猪面前，只见它头部和腹部各中一弹，都称赞副司令的枪法准。 张学良笑了笑说：“多亏这支枪是双筒的啊!”这头野猪是他打猎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野兽。便衣队员们轮流抬着猎物回到驻地，剥掉猪皮，挖出内脏，净肉有百余斤。张学良只留下野猪一条后腿，剩余的肉都给便衣队和宪兵连食用。这天晚上，他们高兴地吃了一顿野猪宴。 在阳明洞软禁期间，打猎成了张学良消磨时间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他潜心研究明史，几年下来 俨然成了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