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两次要枪毙你，你还护着他做什么？”60年代末的一天，审查人员对着开国少将、成都军区副司令李文清质问道。 李文清是陕西榆阳区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家中没有什么积蓄，只有父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劳与坚守。 但一场灾难改变了这一切，李文清的妻子突然被当地一个豪绅的儿子霸占了。 在那个时代，李文清无力反抗，心中的屈辱与愤怒让他整日辗转反侧。 李文清清楚，那个富家子弟的父亲是村里最有势力的地主之一，而李文清不过是个贫困农家的孩子，连一丝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他的妻子在威胁下屈服了，而李文清感到自己完全被这个世界所抛弃，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听，寻找报仇的机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文清逐渐意识到，他的复仇之路并非那么简单。 无力感让他愈发苦闷，愤怒也开始转化为一种更深沉的情绪，那是一种无尽的迷茫与绝望。 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失落感中，李文清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拿起武器，去找寻那个曾经毁掉他幸福生活的仇人。 李文清加入红军后，战斗的残酷与想象中的一切截然不同。 作为一名新兵，李文清的战斗力并不突出，但那股愤怒的情绪却让他无所畏惧。 在枪林弹雨中，他几乎是在每一次生死搏斗中都想起那个豪绅子弟的面容，心中的仇恨让他变得格外坚韧。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文清逐渐发现，单纯的仇恨并不足以支撑他走得更远。 一次，他在和一位老战士的交谈中，听到了一句深深触动他的言语：“我们的敌人不仅仅是那些个别的坏人，而是整个压迫我们这些贫苦人民的腐朽体系。”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动机，不再将自己的斗争仅仅看作是个人的复仇，而是意识到，这场革命的真正目标远远超越了他个人的恩怨。 如今的他开始明白，自己所投身的这场斗争，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冤屈，更是为了推翻那个压迫贫苦百姓的腐朽社会，创造一个全新的、更公正的世界。 1931年春，李文清在前线英勇指挥，然而命运却在一瞬间给了他致命一击——一颗炸弹将他击中，弹片深深嵌入大腿的筋骨，腹部则被敌人的子弹洞穿，肠子流出体外。 在极度虚弱和失血的状态下，他忍痛用碗扣住暴露的肠子，等待着救援。 可惜，战场上的生命如此脆弱，等待的时间一拖再拖，李文清渐渐陷入绝望。 天色渐晚，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许已无力回天。 就在他绝望之际，贺龙的红三军军部恰好路过，李文清被误认为已经死去。 贺龙指挥下属将他掩埋，然而几分钟后，李文清的微弱气息被发现，贺龙立刻命令将李文清送往附近的巴东万仙洞农户家中养伤。 经过恢复期后，李文清竟然重新回到了队伍中。 他感激贺龙的救命之恩，心中埋下了更加坚定的决心：以更加英勇的姿态报答革命的导师，投身于无畏的战斗。 李文清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一次死里逃生而变得平凡，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极为艰难的生死抉择。 1935年，李文清作为红二军团五师十五团的团长，奉命断后。 在一片荒草地上，李文清带领着仅剩的400名战士，艰难地行进。 前方的战斗异常激烈，负责增援的十五团本应立即出发，但由于过度疲惫和饥饿，部队几乎无法再行进。 李文清心里明白，自己身后的战士已经力竭，而总部骑兵排在前线遭遇敌军重围，急需支援。 可是，断后的队伍已无力支援前方的作战。 最终，骑兵排被敌人全歼，而李文清的队伍未能及时增援，贺龙得知后勃然大怒，直接下令将李文清逮捕，并多次命令“枪毙！枪毙！” 李文清没有任何辩解，面对贺龙的愤怒命令，他心中充满懊悔与愧疚，只是一声怒吼：“让老子在抗日战场上去死！” 幸好，刘伯承及时出现，了解了实情后提出了宽容的建议。 贺龙最终接受了刘伯承的提议，解除李文清的绑缚，但依旧撤除了他的团长职务，将他罚去前线背弹药。 李文清的命运并没有在长征结束后平静下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文清回到了前线，担当了120师715团团长。 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一支敌军的精致手枪，并打算自留。 贺龙听闻此事后，再次愤怒，命令将李文清五花大绑，并准备就地正法。 关键时刻，有人出面为李文清辩护，强调他不过是情绪一时失控，并非心怀叛意。 最终，李文清从轻处理，由团长降为营长。 两次“死里逃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重生，更是他精神上的一次次洗礼。 无论是在抗日战场上的拼搏，还是在日后的工作中，他都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对人民的责任。 文革时期，李文清经历了人生的又一考验。 专案组在追查贺龙的“材料”时，屡次逼迫李文清揭发贺龙的所谓“罪行”。 面对这些逼供，李文清毫不妥协，坚持写下了贺龙如何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如何在他生死关头救他一命的事实。 当专案组的人质疑他为何包庇贺龙时，李文清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懂个球！”他在生死关头，依然坚守自己的革命情怀，宁愿承受肉体上的痛苦，也不愿背叛曾经救过他命的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