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3日，通化投降的数千日本关东军发起暴乱，暴乱被平息后，大街上都是被打死的日本兵尸体，这些尸体都被扔进了冰洞。 2月2日，主谋的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晓（又名孙耕尧）被通化支队抓捕，他当场供认了整个计划。孙耕晓交代以后，另一个国民党的主谋刘靖宇还没抓着。若抓不到他，对平息敌人暴乱是大为不利的。通化支队的军械股长沈殿铠立即带着五名战士，捉拿刘靖宇去了。 沈殿铠轻车熟路（他是刘靖宇的内侄），他机智地骗开大门，和五位战士直奔刘靖宇住所。刘靖宇像落在鱼网中，晕头转向，到处乱窜，最后打碎窗玻璃，往外逃跑。沈殿铠右手持着刚从孙耕晓身上缴获的驳壳枪，左手持着八音子手枪，命令大家一起开枪。刘靖宇听到枪声齐鸣，吓得趴在地上，乖乖地被捉了。 沈殿铠一行六人，押着刘靖宇返回省委。走到龙泉街的一个拐角处冰多路滑的山坡上，刘铁杆突然扑通跌倒了。顺着山坡滚下去。沈殿铠去拉他时，他对沈殿铠小声说：“咱们是二姓之好，我是你的好姑父，你是我的好侄侄。我告诉你，我们已联合了3000多名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你们眼看就完了。你就放了我吧，以后我保你当个大官。” 沈殿铠一听，不由得火冒三丈，二话没说，右手用驳壳枪朝天打了一枪，这一下可把刘靖宇吓坏了，他磕头如捣蒜地说：“好侄侄，留我条命吧，我一切听你的，一定立功赎罪。”沈殿铠压住了火，带着刘铁杆回到通化询问情况。 通化的吴书记指出：“藤田是这次暴乱的第二号总头目，无论有多大困难，今晚一定要抓到他！”可是，战士们按照线索搜查了几个地方，都未找到藤田这个狡猾的家伙。俗语说“狡兔有三窟”，藤田比兔子狡猾得多，少说也有七窟八窟。偌大的通化，又是茫茫深夜，到哪里去找他呢？而且通化住有6000多名被缴械的日本关东军，加上日本人家属，和日本文官及商人，共有一万多名日本人。藤田随便往哪家一猫，要找到他，确实不易。 刻不容缓，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离计划暴乱时间只有五个多钟头！这时，突然接到李红光支队电话，说：“我们已捉到藤田等日本主谋”。 藤田等人是怎样被抓到的呢？当时李红光支队接到炮兵学校紧急报告说：“又发现了几个日本人秘密集会的地方。”李红光支队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按计划逐户搜查。当搜到一户日本人家时，忽然听到宿舍天花板上有一点动静。战士们把枪往天花板上一捅，蓦然大喊一声：“快下来，不下来就开枪了！”果然下来一个矮胖、留一撮小黑胡的日本军官。经盘问，他就是藤田。 1946年2月2日深夜11点，在通化暴动开始（2月3日凌晨4时）前五个多小时，所有暴乱头目全部被一网打尽。 为了安定民心，迷惑敌人，吴书记决定：庆春节贺解放全市狂欢活动，照常进行。大街上张灯结彩，一派祥和的节日景象。但是指战员的心里却十分紧张，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全到各山岳地区剿匪去了，只留下警卫、值班的连队。通化城可以说是一座“空城”。所以，吴书记，王副书记、刘司令员唱了一出“空城计”。表面上高高兴兴过节，内部紧紧张张备战。 离敌人暴动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各单位都在把机关的干部武装起来，经通化省委副书记王铮、副部长张益民同意，省委宣传科长兼通化地区文化协会主任王宴和另一位有战斗经验的科长孙兆贵负责，武装保卫省委机关。 为了埋葬来犯之敌，王宴、孙兆贵抬了两箱手榴弹送到王铮、张益民的二层办公小楼上，他们二位除每人一个警卫员外，别无一兵一卒。 王宴回到楼上，见张益民在紧张地向各处打电话，传指示，联络情况，有条不紊地贯彻省委的各项指示。王铮当时年仅33岁，富有战斗经验，胸有成竹，非常沉着。他将所担当的任务部署完毕，接过手榴弹，像没事一样，继续讲着幽默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劝王铮搬到支队司令部大楼里去，那儿比这里安全些。王铮摆摆手，给大家增加了必胜的信心。张益民看了看手表说：“马上到四点了……” 话音未落，突然电灯连续明灭，最后全灭了，屋里屋外，整个城市一片漆黑。市内各处枪炮声、爆炸声震天动地，敌人暴动开始了。 敌人向行政公署、市、县政府、市公安局等地发起了总攻。由于内应，电业局已被敌人占领。这时，从电话中得知（电话局始终在控制之中）大批敌人正在爬越山峰，向支队司令部、省委方向奔来，形势十分紧急。 王宴急忙从王铮的办公楼中出来，迅速进入省委的小阵地，命令全体人员就地卧倒，长短枪一律子弹上膛，手榴弹一律揭盖，等待命令。不一会儿，日军右路部队，哇啦哇啦地攻到支队司令部大楼门口草袋子筑的工事前沿，在茹参谋长亲自指挥下，冲上来的日军，被大楼里郭鲁宣传股长、刘英民组织股长和守卫战士等，一阵机枪、手榴弹打了回去。接着敌人又组织了好几次冲锋，均被大楼里的指战员击退。 在此万分火急的关头，援兵到达，马上发起总反攻，全市枪声密集，内外夹攻，敌人开始崩溃，大街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战斗结束后，汽车、马车向城外拉了两天，塞在浑河砸开的冰洞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