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合影，注意看赵四的装扮，不是一般的风流。 在1930年代的中国，摄影不仅仅是记录生活的工具，更是一种新兴的艺术表现形式。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各大城市的照相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在上海、北平、天津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都市中，它们成为了记录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见证者。 这些照相馆不仅有着精良的摄影器材，还会特意布置各种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比如希腊立柱、欧式沙发、装饰画等。在当时，能去照相馆拍摄写真，往往意味着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民国时期的照片有着独特的美学风格，摄影师们擅长运用光影的明暗对比，创造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在构图上，他们经常采用中西结合的手法，既保留了传统中国画的留白理念，又融入了西方摄影的透视原理。 在众多流传至今的民国照片中，赵四小姐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她的装扮完美诠释了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着装特点，既不失典雅的东方韵味，又充满了摩登时尚的气息。 在她的照片中，常常可以看到她身着改良旗袍，剪裁合体，既突出了东方女性的含蓄美，又展现了现代女性的自信。她的旗袍往往选用真丝等高级面料，在领口、袖口等处都有精致的花纹装饰，显示出不俗的品味。 作为一位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女性，赵四小姐的穿着打扮明显受到了西方时尚的影响。她会搭配西式的手袋、皮鞋，甚至在发型上也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波浪卷，这种中西合璧的装扮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相当前卫的。 与同时代的传统女性相比，赵四小姐的穿着更加大胆创新。传统女性即便是在城市中生活，依然会穿着比较保守的长衫马褂，而赵四小姐却敢于尝试各种新潮的搭配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赵四小姐的时尚品味并非盲目追随西方。在众多照片中可以看到，她善于将中国传统服饰的元素与西方时尚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与她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海外求学的经历不仅开阔了她的眼界，也让她对于如何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实现现代化有了更深的思考。 在那张著名的合影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身份差异显得格外明显。一边是身着军装、英姿飒爽的东北将军，一边是穿着时髦、气质优雅的官宦千金。 这种身份的反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张学良作为军阀之子，肩负着东北政权的重担，而赵四小姐则是一位受过西式教育的新派知识女性。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赵四小姐以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张学良的身边，引发了诸多议论。这种特殊的关系安排，既是对当时社会道德观念的一种妥协，也反映出两人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求得生存的无奈。 对于赵家而言，女儿与一个已婚军阀来往，无疑会影响家族的声誉和地位。赵家作为北洋政府的重要成员，与张学良这位国民政府的将领交往，在政治立场上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社会舆论对这段关系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道德观念对＂第三者＂的谴责，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治立场的质疑。 在1928年张作霖遇害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张学良不得不面对东北政局的动荡，以及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段时期的照片中，经常可以看到赵四小姐以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出现在张学良的身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局势急转直下。在这个危急时刻，赵四小姐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继续陪伴在张学良身边。 这个时期的合影变得越来越少，但每一张都弥足珍贵。照片中的赵四小姐依然保持着她一贯的优雅，只是眼神中多了几分坚毅。 西安事变前的最后几张合影，记录了这对恋人最后的欢愉时光。照片中的两人看起来依然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已经笼罩在历史的阴云之下。 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一个特殊年代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如何在命运的撞击下相遇相知。他们的故事超越了简单的爱情范畴，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种种矛盾与无奈。 面对重重阻力，赵四小姐始终保持着她的优雅与从容。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这段感情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在长达54年的漫长岁月里，赵四小姐始终以秘书的身份守候在张学良身边。 1964年，随着张学良原配于凤至的提出离婚，这段感情终于修得正果。这一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正式结为夫妻。 1990年，在结束了长达54年的软禁生活后，两人选择定居夏威夷。这片远离政治纷争的土地，成为他们安享晚年的理想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