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为什么大包干在安徽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呀？‘包 ’字是个好东西，不要怕这个东西！凤阳的‘大包干’，火车上的三八包乘组，这是中国人一种土的说法，不要怕这个‘包 ’字 ！ 在那些长期经济落后，集体经济搞不好，群众生活一直非常贫困的情况下，群众习惯于小农经济，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大包干并不是我们的主张，问题是已经有了，已经生了孩子，大家也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给报个户口吧？我们的根本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苦苦哀求：‘让 我们干两年好不好？ ’同志，批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责难那么多？ 我是不同意这种意见的 ” 正是因为包产到户具有那些显而易见的优点，所以它深受农民的欢迎。包产到户在历史的长河中三次崭露头角，每一次都为克服合作经济体制中的平均主义等各种弊端，为促进农业生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就像一位公正的裁判，反复证明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种旧的生产关系，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而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也不会贸然出现。包产到户之所以显示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归根到底原因就在于此，它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我国是一个情况异常复杂的大国，各地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数量、质量、分布、构成，以及它们两者的结合方式上也存在着天壤之别。因此，我国各地建立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以适应不同层次的农业生产水平。早在60年代，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痛定思痛，指出对农业的领导要始终一贯地执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正确方针，绝不搞瞎指挥和不顾复杂情况的“一刀切”。这一方针的提出，犹如一股清风，吹散了农业领域的迷雾，让农业生产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经营管理上，过去我们曾经一度认为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只有采取统一劳动、集中经营的方式，绝对排斥家庭经营；在分配上，也一度认为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只有采取按劳动日评工计分，按工分分配的办法。这种僵化的思想，把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说成是只能破坏集体经济，从而把土地公有制同家庭经营对立起来，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混为一谈。 包产到户还少不了一个人。 而戴洁天，这位浙江省瑞安县的才子，就是当时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中少有的大学生。他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但上中学时就接近党的外围组织，后在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时，更是投入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展现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进步思想。 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加剧，大批爱国、进步学生疏散离校，戴洁天也回到了温州。他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个地下小组，为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温州解放后，戴洁天参加永嘉青年工作队，配合进城部队做好城市宣传和接管工作，展现出了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 1950年，戴洁天进浙江省干校土改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回温州专区永嘉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他与永嘉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互助合作运动兴起后，他常年在乡下办社，与农民共同生活，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县里的人们都说：“这个大学生可真是从里到外，真正工农化了。” 1955年冬天，永嘉全县出现合作化高潮，涌现出一批规模较大的集体农庄（高级社）。其中最有名的是三溪区潘桥农庄。这个农庄以一个高级社为核心，吸收周围15个初级社、一批互助组和一批单干农户，组成一个有人口1184个、土地8456亩的大型农庄。戴洁天是县里派来的建社工作组组长。 建社完成时正好赶上春节，只见到处红旗飞扬，村村敲锣打鼓迎“高潮”，社社演戏庆“升级”。然而，春节一过，开始备耕时，社干部们才发现，面对如此庞大的农庄，上千男女劳动力，不知该如何有序地组织生产、合理计酬。他们只好仍然沿用小型初级社的办法，包工到生产队。队长天天忙派工，夜夜忙评分，忙得焦头烂额。 戴洁天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深知，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春耕大忙一到，全社肯定会乱成一锅粥。再加上上年水灾减产，眼下社员口粮普遍紧张。如果不能有效组织社员搞好生产、增产粮食，今后合作社如何巩固？社员靠什么生活？ 他当机立断，向上级提出报告，要求在完成建社任务后，继续留在潘桥社“解剖麻雀”，帮助社干部摸索如何搞好大社的生产管理、发展生产。他的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为他后来在永嘉包产到户试验中的突出贡献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