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军统少将文强忽然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电报，要他参加侦破轰动一时的豫东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失踪案。为此，文强又在洛阳停留了两个多月。 原来，这年3月，韦孝儒在洛阳参加蒋鼎文任司令的第一战区长官部和李培基任主席的河南省府召开的行政督察专员及各县县长会议期间，于3月15日夜住宿于洛阳复旦中学时，忽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蒙面人绑架，韦孝儒的随员和闻讯从各自住房出来的该校校长郭兆曙及教导主任、教员等共6人同时被抓走。 韦孝儒也算是地方大员，在重要会议期间，竟然被公开绑架后下落不明，引起一片哗然。由于韦孝儒是国民党CC系要人，事情又发生在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战区长官蒋鼎文勃然大怒，责成军、警、宪、特各方组成联合调查组限期破案。此事又因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而捅到了高层，惊动了蒋介石，令特务头子戴笠亲自督办此事。 戴笠先叫军统局河南站站长岳烛远、随后又叫河南稽私处长刘艺舟办理此案。岳、刘二人都急于破案争功，宪兵系统也插手进来，一时互不相让。刘艺舟已经摸到一点线索，把嫌疑人赵理君软禁起来了，但仍没有头绪。戴笠嫌破案速度太慢，又将驻老河口的别动军第六纵队司令徐志道调来领导破案，因考虑到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又当过宪兵团长，以为可以协调各方面。谁知徐志道一来就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连对战区长官部也打官腔，闹得大家不愉快，更是互相掣肘，甚至连软禁中的嫌疑人赵理君也趁隙跑出去了。 戴笠焦头烂额，只得又令文强接替徐志道办理此案。文强接手后，找岳烛远、刘艺舟等人会商，从韦孝儒与赵理君的争权斗争上找根源。经过多方调查，从赵理君派驻郑州的混成大队长曹银屏身上打开了缺口，终于查明此案系赵理君指使曹银屏所为。 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后来成为军统局内有名的行动专家，即现在所说的职业杀手。八一三上海抗战中，赵理君曾奉命在戴笠设下的“鸿门宴”（文强与日本间谍南本实隆的最后一次会谈）上率几名杀手埋伏待命，准备置日谍于死命。不料因日本军队当天突然从金山卫登陆，南本临时改变计划没有来，逃脱了赵理君的格杀。 上海沦陷后，赵理君留在租界“孤岛”，担任过军统局上海区行动大队长和代理区长，曾奉命刺杀被蒋介石怀疑与日本人有勾结的民国元老唐绍仪。他只身乔装混入戒备森严的唐宅，以利斧劈死唐绍仪后从容离去，做得倒是干净利落。后因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叛变，赵理君无法在上海立足，被戴笠调到以洛阳为中心的第一战区，担任少将混成总队长。 混成总队是1939年后在各地建立的专门混入日占区城市进行破坏活动的便衣武工队，从事镇压汉奸、破坏日伪军事基地和军火仓库等行动。先是由各战区主办，后来又交给了军统局主办。 在各战区成立的混成总队中，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的第三战区混成总队因在敌后活动多年，经验丰富，战绩最为突出。文强的老友刘人奎就曾领导杭州地区混成总队与日伪斗争，立过战功。赵理君干这一行倒也是轻车熟路。然而，不幸的是，此人长期从事武力行动，竟至过分看重了自己的武力。在他的部下因偷贩毒品而被韦孝儒专员依法处决后，他竟以“行动”来进行报复，做出这件骇人听闻的大案。 文强将查清的案情向蒋鼎文当面报告后，请长官部派出工兵团，从一枯井中将韦孝儒等6具尸体起出。又派特务团协助监视以防发生兵变，将赵理君、曹银屏等人逮捕。随后，第一战区组成军事法庭，由战区副长官曾万钟任审判长，军法总监于典书任副审判长，进行了两堂军法会审。文强以陪审官身份参加了两次会审。赵理君这时才对所干的一切供认不讳。 在文强进入太行山后不久，赵理君、曹银屏等人被依法枪决。赵理君大约要算抗战时期军统局内因违法而被处决的最高级别干部。 有关此案，时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唐纵在当年7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一则有趣的记载：午，雨农约有关负责人在其公馆谈话……据雨农云，洛阳十二区专员韦孝儒及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等六人于三月十五日被捕失踪（蒋长官曾来电请查，无结果），兹经查明系赵理君所为。据雨农兄研究，赵系地下党，故为此挑起政治上之纠纷。余对此保持惊异之沉默。 戴笠大概是见军统局出了这样的丑闻不好向蒋介石交代，也不好应付CC系的攻击，想加以掩饰，竟“研究”出一个“赵理君系地下党”的结论，然而却连他身边的亲信唐纵也不愿相信而明白地“对此保持惊异之沉默”，可见其结论之荒谬，当然以赵理君之恶，也是该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