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8日上午，张克侠、何基沣召集军官开会，宣布起义，有顽固分子反对，师长崔振伦掏出手枪说：“谁反对我就打死他。” 张克侠和何基沣都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中将副司令官，张克侠秘密身份是我党的“特别党员”，他在和何基沣筹划起义时，将对方视为进步将领。张克侠没想到的是，何基沣也是“特别党员”，而且就潜伏级别而言，是高于张克侠的。 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感觉到了前线部队的异动后，一纸电令将张克侠召到徐州，以商谈军务为由，将他变相软禁。 张克侠是冯玉祥的连襟，又长期在冯治安的部队任职，因此冯治安除了不许张克侠离开徐州外，其他方面倒没有刁难。冯治安还暗示张克侠，只要留在徐州，不去前线组织部队起义，等大战结束后，他这个绥靖区司令官的职务会让出来。 11月7日，冯治安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傍晚时，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到了徐州，冯治安要去宴请，便让张克侠主持会议。 深夜，会议还未结束，何基沣从前线打来电话，说找张克侠。张克侠通完电话后， 留在会场监视的参谋长陈继淹问：“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张克侠说：“前线何司令官打得，说出现了情况，我看还是让大家都回去吧，军情紧急，留在这里也商量不出什么。” 陈继淹见张克侠说的不无道理，加之冯治安宴请邱清泉还未结束，便没说什么。张克侠趁机宣布散会，让参会的第三绥靖区高级军官马上去前线。 会后回到住所，张克侠让司机不要离开，他回去后简单收拾了一下，带着两个亲信上了车，司机问去哪里，张克侠说：“马上开出徐州，去贾汪前线。” 由于冯治安并没有明令限制张克侠的出行，一路之上，哨卡的卫兵见车上坐的是“张副司令官”，自然不会阻挡，倒也畅通。 得知张克侠离开徐州后，陈继淹急匆匆的去见冯治安，冯治安刚睡下没多久，睡眼惺忪的起来后，和陈继淹说了半个多小时。 陈继淹建议去向“剿总”总司令刘峙汇报，冯治安看了下时间说：“这会去找太早了吧。” 陈继淹说：“先备车，等一会去司令部，时间上差不多。” 冯治安露出了犹豫的表情，他虽然顽固，但是个讲交情的人，一旁的参谋尹心田见状，便建议说：“等情况明了了再去报告刘总司令吧。” 张克侠此前曾明里暗里多次劝说过冯治安起义，但均遭拒绝。对张克侠不告而别，在凌晨突然离开徐州，冯治安估计八成是去前线组织部队起义去了。 冯治安叹了口气，让尹心田和贾汪前线的师长们电话联系一下，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上午8时，张克侠顺利来到贾汪，他主动给冯治安打去电话：“冯司令官，军情紧急，走的匆忙没有顾得上给你说。” 冯治安见张克侠、何基沣已经控制了前线的部队，因此在电话中态度也较为缓和，索性给了张克侠指挥第三绥靖区在贾汪所有部队的权力。这也是冯治安领的空头人情，他给不给这个权力，对起义的发起，并无影响。 张克侠在挂电话前，言语恳切的对冯治安说：“我和兄弟们都希望你能也到前线来，最好现在就来。” 冯治安听后，没有说什么，心情复杂的挂了电话。和冯治安通完电话后，张克侠和何基沣召集前线的团以上军官开会，参会者大都同意起义，崔振伦掏出手枪对几个反对者说：“谁反对我就打死他。” 几个反对者低头不再说话，起义的原定时间是12时整，张克侠和何基沣商议后，将起义提前到10点钟。 8日傍晚，起义部队开到了台儿庄附近。这时，在一些顽固军官的策动下，59军部分官兵有了逃离的念头。张克侠得知后，一个团一个团的跑去做工作，一直忙到了第二天中午，在张克侠的努力下，大部分的团都保持了完整。 10日拂晓，起义部队来到了指定地点，接受解放军改编。贾汪起义，意义重大，使解放军顺利通过了百里防区，为围歼蒋军第七兵团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贾汪起义起义后，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惊失色，去电徐州询问如何应对，刘峙并没有调遣部队去堵防区的口子，而是下令各部队向徐州猬集。李弥等兵团得到撤退令后，争相向徐州逃窜，来不及走的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合围。 冯治安未能接受张克侠、何基沣的劝说，一块参加起义，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冯治安此人，在抗战中是积极的主战派，卢沟桥事变前夕，日军拉拢二十九军将领时，发现冯治安最难对付，给了他一个“顽固抗日派”的标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冯治安命令驻扎宛平的团长吉星文：日寇挑衅就坚决反击，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在抗战中，冯治安还暗中批准何基沣将一些枪支弹药赠送给新四军，何基沣秘密去延安的事情，冯治安后来也知道的，但他并未出卖。在解放战争期间，冯治安对手下和解放军的联系，采取的是不参与但也不制止的态度。 贾汪起义后，冯治安被刘峙用飞机送去南京，冯治安临上飞机时，恰巧杜聿明的飞机也降落了。杜聿明下机后，和在场将领一一握手，但唯独不理睬冯治安。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冯治安在蒋军中的尴尬处境。 到南京不久，冯治安和家人去了台湾，此后淡出国民党军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