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知名作家许地山与周俟松成婚，岳父却断言他是短命鬼。周俟松不顾阻拦执意下嫁，未料多年后岳父预言成真。 许地山是文坛的才子，但他的经历却注定了他并非“完美的”丈夫人选，他1893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家世显赫，父亲许南英是清末进士。 甲午战争后台湾割让，许家被迫迁居大陆，这种颠沛的生活从小塑造了许地山忧郁又深邃的性格。 成年后，他留学英美，专攻宗教哲学和印度文化，回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文名远扬，他的散文《落花生》甚至成为几代人语文课本中的经典。 许地山年轻时身体孱弱，又早早经历了丧妻之痛，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这些经历，让许地山在外人眼中更像是个“短命”的多情才子。 周俟松则完全不同，她1901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书香世家，父亲周大烈是一位诗人，曾教过国学大师陈寅恪的长子。 这样的家庭背景让周俟松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思想开明，她不仅学业优秀，还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是当时少见的“理工女”，她自信、独立，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爱情。 1928年，她与许地山在一次聚会中相识，许地山的学识与谈吐让她一见倾心，尽管许地山年长她不少，且有过一段婚姻，周俟松却毫不在意。 然而，周家却无法接受这门亲事，尤其是周俟松的父亲周大烈，他曾看过许地山一眼后断言：“此人短命” 作为一个关心女儿未来的父亲，他不希望自己的才貌双全的女儿嫁给这样一个带着“病弱”和“负担”的男人。 他反对得理直气壮：“他有一个孩子，你嫁过去就是后妈，你一辈子都得伺候他！” 对于这种看法，周俟松并不认同，她认为婚姻不该只看外在条件，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契合。 在那个年代，像周俟松这样敢于为爱坚持的女性并不多见，她反复向父亲表达自己的决心：“既然父亲觉得他身体不好，那就让我陪他走过每一天。” 1929年5月1日，两人终于在北京举行了婚礼，许地山承诺婚后家庭事务由周俟松掌管，儿子随母姓，这才换来了岳父的点头。 可两人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时有争执，许地山虽然是文学大家，却并非一位注重生活细节的人。 他随性而为，经常随手乱放东西，这让性格干练、生活井井有条的周俟松感到不满。 夫妻之间为此发生过不少口角，甚至一度闹到分居，1933年，许地山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两人因矛盾爆发激烈争吵。 周俟松一气之下回到北京，许地山则前往印度考察宗教文化，两人陷入婚姻危机。 在印度，许地山陷入了深深的自省之中，他意识到，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彼此需要更多的包容与体谅。 于是，他给周俟松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出了“爱情公约”，规定夫妻间应当互相忍耐，意见不合时先冷静，不随便争吵。 周俟松也在独处中意识到，自己对许地山的生活习惯过于苛责，两人最终重归于好，将“爱情公约”贴在家中墙上，成为家庭和睦的象征。 1935年，许地山受胡适推荐，出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举家迁居香港，这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颇为安稳。 住在半山区的洋房里，家中有奥斯汀汽车，周俟松开车接送许地山上下班。 两个孩子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女儿许燕吉与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常常一起玩耍。 许地山专注于学术与文学创作，他的课堂培育了张爱玲等一批文学才俊，这样的岁月并未持续太久。 1941年，命运突然敲响了警钟，那年夏天，许地山因劳累过度，身体每况愈下，他在香港家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9岁。 岳父周大烈当年的预言竟一语成谶，许地山的离世不仅让家庭失去了支柱，也让中国文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作家。 他的葬礼上，宋庆龄、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纷纷送上花圈悼念。 失去许地山的周俟松，不得不独自面对战乱中的艰难生活，日军占领香港后，她带着两个孩子一路辗转逃往广西、湖南、贵州等地，最终落脚南京。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她依然坚持为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在徐悲鸿等友人的帮助下，许燕吉进入南京明德女中就读，而儿子周苓仲则在弘光中学求学。 许地山去世后，他的子女又在大时代的洪流中经历了无数曲折，许燕吉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婚后却因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失去了工作、家庭和孩子，甚至被判刑六年。 她并未因此放弃对生活的追求，平反后嫁给一位陕西农民，重新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生活。 周苓仲则在政治动荡中被下放到基层，始终未能摆脱苦难。 许地山曾用《落花生》告诉世人，做人要质朴无华却有用，这种精神贯穿了他的家庭，影响了后代。 尽管家庭命运坎坷，周俟松与子女始终坚守善良与责任，这无疑是对许地山精神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