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没耐烦听刘绍棠给自己倒罪状， 一 挥手打断他的话 ： “你……什么都不是， 就是骄傲!”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 骄傲?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胡耀邦点了一支烟， 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 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1957年春，文艺界活跃，年轻的刘绍棠因爱放“炮”频受邀参加座谈会，且毫不客气，其言论遭文艺界领导严厉批判。胡耀邦找到他进行了一次深谈。在机关小会客室，胡耀邦见刘绍棠即站起，紧紧握手，眼里闪动着慈爱又戏谑的神情，突问：“刘绍棠，有没有想过自杀呀?”刘绍棠一愣，摇头答：“没有!”胡继续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没有!”刘仍摇头。 胡耀邦听后示意他坐身边，推香烟给他，顺口问：“为何连自杀都没想过？”刘绍棠不假思索答：“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胡耀邦提高嗓门，几乎口吃地喊：“好……好样的！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接着脸沉下问：“刘绍棠，知不知为何犯错？”刘绍棠低头，把批判的他话作为回答：“我……”胡耀邦打断他：“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刘绍棠愕然，很多人看来是大问题，在胡耀邦这却成了个性毛病。 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还有什么委屈、要求，给你3分钟，快说！”刘绍棠泣不成声。1962年刘绍棠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发表60年代唯一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消息后把他找到家，问今后打算。刘绍棠想找工作，说想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帮他周转但户口迟迟转不到北京，又是家乡亲人接纳了他。 从1966年6月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开始，刘绍棠踏上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人生旅程，直至1979年1月，他终于迎来了彻底平反的曙光，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在这段漫长的十三年里，他回到了那个充满温情与淳朴的故乡乐园，置身于多情重义、勤劳纯朴的父老乡亲之中。这片土地，这些人，不仅给予了他心灵的慰藉，更让他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变。 在“文革”之前的几年里，刘绍棠曾在京郊的筛沙石工地、铁路建设工地、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以及木柴厂挥洒汗水，那时，他对“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深刻内涵只是有了初步的体会。然而，这十三年的乡村生活，却让他从思想感情到生活习惯，乃至开口说话、为人处事和艺术情趣，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文坛上的锋芒毕露的青年作家，而是变成了一个诚朴、厚道的农民，他的心灵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真正的洗礼和升华。 这段时光，对刘绍棠来说，是他今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不能忘怀的。他深深地融入了乡村的生活，体验着农民的喜怒哀乐，感受着大地的脉搏和生命的韵律。这种生活体验，不仅丰富了他的情感世界，更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文学创作中，刘绍棠始终追求语言的生活化。他认为，小说的人物语言越是生活化程度高，也就越接近生活口语。然而，他并不主张照搬生活中的口头语言，而是强调要经过作者的反复锤炼和匠心安排，加以艺术创造。对于日常生活口语，刘绍棠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他认为只能学其神而不能仿其形。他善于从生活口语这个丰富的矿藏中，提炼出准确、含蓄、纯净、精美而又符合人物性格的口语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的本质特征。 例如，在他的作品《荇水荷风》中，五月鲜儿与情人龙抬头二次相见时的几句表白，就充分展现了刘绍棠对口语化语言的精湛运用：“我从桑树林子给抓回去，牛不喝水强按头，胳臂拗不过大腿，也就破罐破摔了。”这几句既土又俗的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被刘绍棠以白描的语言表现出来，写得如此顺手而自然。 除了对语言生活化的追求，刘绍棠在中篇小说的创作中，还力图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他追求“少、小、短”的创作原则，尽量做到人物少、描写的事件小、篇幅上要短。因此，他的中篇小说一般都不长，大都在三五万字左右。这样的篇幅，既便于他驾驭情节，又使得他的作品头绪不多、情节不复杂、人物也有限，写起来自然顺手。 在艺术风韵上，刘绍棠更是追求自然和从容。他不喜欢矫揉造作的笔触，而是着力于创造行云流水、花香鸟鸣的田园境界。无论是写人还是写生活景物，他都要力求与生活原貌相似，同时又要赋予它们以美的神韵，使作品比生活更高、更有味儿。这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境界，让人在阅读时仿佛置身于一个真实而又美好的世界。 刘绍棠的文学创作，不仅是他个人心灵历程的写照，更是那个时代风云变幻的见证。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而他本人，也在这段漫长的创作道路上，不断地探索、追求和创新，最终成为了一位备受尊敬的文学大师。他的故事和作品，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