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越南关押6年的“叛徒”汪斌回到国内，昔日战友纷纷指责他是卖国贼，上级也开始对他严格审查。不过一个神秘人的到来，却让汪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0年1月19日，一辆军用卡车缓缓驶入中越边境的友谊关。车上坐着一位面容枯槁、身形消瘦的中年男子，他就是刚刚获释的战俘汪斌。当年那个身高一米八、体重近八十公斤的山东壮汉，如今只剩下37公斤。 六年的越南战俘生涯，让这位解放军军官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在河内监狱里，越军用尽各种酷刑，从电刑、药物注射到放蚂蟥吸血，目的就是要摧毁他的意志，逼他交出军事情报。 南宁集中隔离点的医生检查后发现，汪斌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和胃出血。常年不见阳光的生活，让他的眼睛已经无法适应正常光线，稍微走几步就会头晕目眩。 在隔离期间，一些流传已久的传言开始发酵。有人说汪斌早已叛变投敌，在越南还娶妻生子。也有人说他主动向越军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换取优待。 这些谣言并非空穴来风。1987年，越军确实播放过汪斌的喊话录音，内容是劝说中国士兵放下武器投降。但事情的真相是，越军以当地平民的性命相要挟，逼迫他说出那些违心的话。 回到部队后，昔日的战友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有些人避而远之，有些人当面指责他是叛徒。在食堂吃饭时，周围的座位总是空着，没有人愿意和＂卖国贼＂同桌。 汪斌的家人也遭受了巨大的困扰。邻里街坊的闲言碎语，让他们不敢抬头见人。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的亲人绝不会背叛祖国。汪斌在参加老山战役前刚刚结婚，妻子一直坚信丈夫会平安归来。 1990年2月，汪斌被转移到昆明军区。为了彻查真相，军区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开始对他在越南的每一天进行详细核实。 调查从1984年的老山战役开始。那年，汪斌担任十四军四十师118团一营二连副指导员，在一次搜救牺牲战友遗体的行动中遭遇越军伏击。这个细节得到了当时幸存战友的证实。 调查组找到了当年的二连六班长花国顺。花国顺回忆说，汪斌被俘前曾请求他开枪将自己击毙，但他最终没能扣动扳机。这个证词成为证明汪斌忠诚的重要依据。 关于河内监狱的经历，调查组通过其他获释战俘的证词进行交叉验证。多名战俘证实，他们亲眼目睹越军对汪斌施以酷刑，但他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军事情报。 1987年7月的越狱事件成为调查的重要突破口。汪斌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天挖掘牢房墙壁，终于挖出一个逃生的洞口。这种行为与＂叛徒＂的说法完全不符。 越军播放的喊话录音也得到了新的解释。其他获释战俘证实，越军经常以杀害无辜平民为要挟，强迫战俘进行反动宣传。汪斌并非主动配合，而是被迫无奈之举。 调查组还发现，汪斌在狱中多次试图自杀。第一次是用牢房里的绳子想要上吊，被狱警发现后受到严厉惩罚。后来又尝试过绝食，但被强行灌食。 在长达一年的调查中，汪斌的每一个证词都得到了佐证。他描述的监狱布局、狱警姓名、其他战俘的情况，都与已掌握的情报相吻合。 调查组还核实了汪斌的家庭情况。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山东老家，从未改嫁。这也否定了他在越南另组家庭的谣言。 1991年春天，一位身穿军装的将军来到了汪斌的病房。这位将军是陈知建，著名大将陈赓的儿子，当时担任汪斌所在部队的首长。 陈知建将军的到来，标志着组织对汪斌案件的调查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经过一年多的严格审查，汪斌的清白得到了证实。事实证明，他不仅没有叛变投敌，反而在极端困境下展现出了一名军人的坚韧品格。 军区党委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予汪斌应有的待遇。组织为他补发了六年来的工资，并授予他上尉军衔。这个决定传开后，昔日对他有偏见的战友纷纷前来道歉。 但汪斌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继续军旅生活。六年的牢狱折磨，让他落下了多种疾病。组织考虑到这一情况，决定安排他转业。 1993年，汪斌回到了山东老家邹城。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将他安排在当地电力系统工作。这份相对轻松的工作，让他能够安心养病。 邹城是一座煤炭资源丰富的城市，电力系统的工作岗位十分重要。汪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严谨作风，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 转业后的生活虽然平凡，但却充满希望。妻子终于等到了丈夫回家，两人开始了新的生活。随着时间推移，那段战俘经历的阴影也在慢慢淡去。 在电力系统工作期间，汪斌始终保持低调。同事们都知道他曾是一名军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历过的那段特殊经历。他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 工作之余，汪斌开始重新融入家庭生活。与子女团聚，陪伴父母，弥补这些年缺失的亲情。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最大的精神支柱。 如今，汪斌已经从电力系统退休。那段曾经的战俘经历，见证了一名军人在逆境中始终不忘初心的品格。他的故事，也成为中越边境冲突历史中一个特殊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