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95年贵阳看守所，闫健宏被押赴刑场前留下的照片，照片中她迈着沉重的脚步，穿着一件朴素的格子外套，谁也没想到这位中年妇女是个大腐败分子，只能说她属于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在贵州省的一座看守所里，闫健宏留下了自己悔恨的字句：“痛苦、悔恨、无奈”。这六个字，是她一生悲剧的总结，也是曾经那个高高在上的“贵州省第一夫人”最终自我认知的深刻体现。她曾是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长期担任政协常委，并且是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拥有着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与权力。然而，这一切的光辉都随着她权力滥用、私欲膨胀的堕落过程而迅速崩塌。 回顾她的政治生涯，闫健宏并非一个简单的从政人物。她出生于解放前夕，年少时便投身革命，见证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巨大变革。1950年代初期，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老党员”。这个背景赋予了她一定的政治权威，也为她日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数十年的锤炼，闫健宏在贵州的政治圈中稳步攀升，并在多个重要岗位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她的资历，令许多人对她充满敬意。 然而，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到了1989年下半年，闫健宏逐渐在自己手中的职权中迷失。作为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她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和决策权。随着职务的提升，她与权力的关系也愈加复杂。曾经她或许认为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模范，然而在长时间的职务和权力积累中，她开始偏离了初心，逐渐失去了对廉洁的坚守。 最初的腐化，往往是从身边人的需要开始的。闫健宏并未意识到，这种无害的小恩小惠很快便会变成她无法控制的深渊。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她利用职务之便，将贵州省计划委员会掌握的进口化肥、农药、平价外汇指标、计划内铝锭、煤炭等重要资源，暗中批给了她的儿子及其朋友们。其儿子将这些资源倒卖给相关单位，从中谋取了不小的利益。为了掩人耳目，闫健宏为这些非法交易提供了权力的保护伞，她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主动要求从中索取好处费。据调查，她在这段时间内收取了75万元的贿赂，这对于她而言，似乎不过是手到擒来的轻松收入。 然而，这种行为并未止步。随着一次次“交易”的成功，闫健宏对权力的渴望逐渐膨胀，她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贪婪。道德约束、纪律意识甚至法律意识，都在她眼前变得模糊。她以权谋私、以权换钱，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利益交换。她掌握的各种资源，成了她不断为自己和亲友谋取利益的工具，所有曾经的信仰、承诺、责任在她眼中逐渐褪色。 实际上，闫健宏的腐化并非一蹴而就，亦不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长时间的权力掌控让她形成了与制度、规则脱节的独立世界，身边的同僚或许早已习惯了她的做法，或者在沉默中与她共谋。这些利益交换，虽在短期内为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却在更长远的时间里积累了她面临审判的危机。逐渐地，闫健宏再也无法自我控制，她的权力欲望和金钱欲望已经将她推向了无法回头的深渊。 1992年6月，闫健宏开始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不正当的财富。最初，她的行为可能还保持着某种谨慎与隐秘，试图避免引起外界的注意。但随着时间推移，闫健宏逐渐放开了手脚，她认识到，自己的职位和权力即将面临终结，退而求其次的想法开始占据了她的心头。她认为，时间有限，且若不趁机捞取些财富，自己未来的生活将难以保障。因此，她的贪婪愈发明显，手段也变得越来越大胆。 闫健宏首先通过收款不入账等手段直接侵吞了公款。她巧妙地将一些收取的款项私吞，不让这些钱进入账目，也不进行任何记录。如此一来，单位的财务账目依然平稳，而她自己则能悄然将一部分公款纳入囊中。仅此一项，她便非法获得了65万元人民币及1.43万美元。此外，她还以公款冲抵私人债务的方式，利用职权便利解决了自己的经济困难。她甚至将公款私存，将部分资金转移或隐匿，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提供保障。 除此之外，闫健宏还收受了他人的贿赂，她以职务为依托，收受了港币1万元及价值1.7万元的物品。对她而言，这些贿赂或许只是日常交易的一部分，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是腐败滋生的土壤。她在最后的岁月里，已然不再顾及任何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将原本应该履行的职责与责任，彻底抛诸脑后。 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压力，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展开了对闫健宏的调查。随着案件的深入，闫健宏的罪行一一浮出水面，证据确凿，不容辩驳。曾经的她，在权力的庇护下肆意横行，却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案件审理的过程，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最终的判决却无可避免地将她送上了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