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用公开信的方式与中共正式决裂之后，陈独秀这个组织的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自然被国民党看在眼里，视为“奇货可居”。 陈独秀，年少时便被家人送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期望他通过科举改变家族命运。然而，随着成长，他逐渐发现，表面上看似安稳的清朝政权，实则腐朽不堪，政治环境的压抑让他对传统的科举制度逐渐产生了疑虑。 17岁时，陈独秀通过了秀才考试，迈出了科举的第一步。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开始接触更广阔的世界。1901年，陈独秀多次往返日本，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深刻影响，尤其是社会主义理念的冲击。 通过这些旅行，他逐步意识到，仅仅依靠科举无法改变国家的命运。回国后，他决心投身于启蒙教育与思想改革，试图用新思想唤醒沉睡中的国民。 1903年，陈独秀成立了安徽救国会，推动社会改革，然而却遭到了清政府的严厉打压。此后，他又创办了《中国日报》，但该报很快被封禁。 即便如此，陈独秀并未放弃，他转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采用白话文形式，旨在让普通百姓也能理解新思想。这一举措虽然在短期内成功发行，但很快又遭到封锁。 尽管面对清政府的种种压制，陈独秀始终坚持通过报纸与刊物传播思想，直至1915年，他在上海成功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新青年》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成为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 1917年，陈独秀应邀前往北京大学任教，并将《新青年》迁至北京，使其成为学生们的必读刊物。随着该杂志影响力的扩展，陈独秀的思想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独秀通过《新青年》杂志，成功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他的努力，使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为中国的新文化与新思想开辟了道路。 1927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蒋介石不仅加强了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围剿”，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抓捕行动，意图铲除共产党势力。 在这一背景下，陈独秀成为了国民党重点追捕的目标。作为曾经的党的高级领导人，陈独秀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影响力，甚至在国际上也颇有声誉。为了铲除这一威胁，国民党特工开始在各地寻找他的踪迹。 直到1932年，特工终于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陈独秀的藏身之处。由于租界内的特殊行政权力，国民党无法直接进入捕人，只能借助租界的巡捕进行逮捕。此时的陈独秀，虽然已不再是党的最高领导，但依旧拥有极高的历史地位。 蒋介石深知，这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若被处死，势必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尤其是陈独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甚至连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曾为其声援，向蒋介石发出公开呼吁，要求释放陈独秀。 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最终决定安排一次公开审判，尽管这一审判充满了形式主义与虚伪。审判中，著名法学家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最终法院判决陈独秀监禁13年。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启动，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在这种大背景下，蒋介石也开始调整对待陈独秀的态度。考虑到国共合作的需要，以及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历史地位，蒋介石决定提前释放他，避免继续关押这位重要人物带来的负面舆论。 陈独秀出狱后，打算恢复在共产党内的工作。然而，历史的变迁使得他的这一计划无果而终。由于多次政治斗争和与党中央的意见分歧，陈独秀与延安的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失去了联系，甚至连党的成员身份都被剥夺。 尽管如此，陈独秀依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贡献无人可以抹杀。与此同时，延安方面并不希望陈独秀被国民党或蒋介石收为工具，以免给党带来不利的影响。 尤其在抗日的关键时期，任何党内的分裂都可能影响战斗力和团结。在这一背景下，陈独秀表达了希望回到延安的意愿，而共产党中央则决定慎重处理这一问题。 毛泽东在处理陈独秀的归属问题时提出了三个条件。首先，要求陈独秀公开放弃托派思想，并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的错误；其次，陈独秀需要明确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陈独秀还需在实际行动中支持这一政策。 对于后两条，陈独秀并没有显著的反应，但对于第一条的要求，他感到极大的反感。他坚称自己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更无所谓“托派”思想，因而无法接受这个要求。最终，这一要求成为了陈独秀未能回归延安的关键原因。 虽然未能重新加入共产党，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依旧不可动摇。他在重庆江津的隐居生活至1942年5月因病去世，享年63岁。 参考资料：朱洪著. 《陈独秀风雨人生》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