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张学良被软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加上看管他的特务人员，伙食费按一个团的标准拨付，专为他配备了两名厨师：一个是四川人，会做拿手的川菜、湘菜、大菜及面食糕点；另一个是浙江人，擅长烹调下江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这场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落下帷幕，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置张学良和杨虎城。会议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从重处罚，以儆效尤；另一派则考虑到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建议采取缓和政策。 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下，蒋介石最终决定对张学良采取软禁政策。这个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在军中威望极高，贸然处决可能引发军队哗变。 1937年1月，军事法庭以＂违背军令、擅离职守＂等罪名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这个判决实际上为后续的长期软禁提供了法律依据。 与杨虎城的命运不同，张学良获得了特殊待遇。这种差别待遇的背后，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对东北势力的顾虑。东北军虽然失去了根据地，但其影响力依然存在。 在选择软禁地点时，国民党当局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湘西的凤凰山。这里远离东北军的势力范围，又处于国民党统治的腹地。 1938年初，张学良正式被转移到凤凰山的软禁地。国民政府派出了专门的警卫人员，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监管制度。 张学良在凤凰山的软禁生活，打破了人们对监禁生活的传统认知。国民政府按照一个团的伙食标准拨付经费，这在当时的军队中是相当高的待遇水平。 特务处为张学良配备了两名专业厨师，分别来自四川和浙江，以满足他对不同菜系的需求。四川籍厨师精通川菜、湘菜和各类面点，浙江籍厨师则专门负责江浙菜肴的烹饪。 每天的菜单都经过精心搭配，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充足。三餐定时供应，每餐至少四菜一汤，节假日还会增加菜品数量和档次。 除了日常饮食，软禁地还配备了专门的茶水间。每天都有新鲜的茶叶供应，从西湖龙井到武夷岩茶，品类齐全。 在生活起居方面，张学良获得了超出一般囚犯的待遇。他的居室宽敞明亮，配有独立的书房和会客室，家具陈设讲究。 活动范围虽然受限，但在规定区域内相对自由。他可以在庭院内散步，打太极拳，享受一定程度的户外活动时光。 警卫人员的配置也体现出特殊性。除了必要的监管，警卫们还要确保张学良的日常生活便利，形同贴身服务员。 为了丰富日常生活，软禁处还允许定期订购报纸杂志。这让张学良能够了解外界时事，保持与社会的某种联系。 娱乐设施方面也做了相应安排。院内设有简易的运动器材，允许打乒乓球等室内运动。每月还可以组织几次棋牌活动。 医疗保障十分周全，配备了专门的医护人员定期检查。一旦发现健康问题，能够及时得到治疗。 在特殊节日时，软禁制度会适当放宽。允许家人探视，带来一些生活用品和个人物品。 生活用度从牙刷毛巾到床上用品，都选用较好的品质。每季度定期更换，保证生活品质。 这种独特的监管方式，形成了一个既限制自由又维持体面的生活空间。它既是一个囚笼，又像一个小型的贵族庄园。 张学良软禁期间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两个渠道：国民政府的官方拨款和个人财产收益。国民政府每月按照一个团的标准拨付经费，这笔费用主要用于伙食、医疗和基本生活保障。 在抗战初期，由于政府财政状况相对稳定，拨款较为充足。每月的伙食费、医疗费和其他开支都能按时发放，保证了基本生活需求。 随着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开始恶化。拨款金额虽然名义上保持不变，但受通货膨胀影响，实际购买力大幅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开始动用个人财产维持生活水准。他在软禁前收藏的大量文物和字画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这些藏品通过可靠的中间人逐步变现，价值不菲。其中不少是明清时期的珍贵书画，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上很受欢迎。 除了文物收藏，张学良家族在东北的部分资产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处置。这些变现所得虽然比不上全盛时期，但足以维持其优越的生活条件。 宋子文等故交好友也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这种私人援助虽然数额不定，但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具体到日常开销，仅伙食费一项就远超普通军官的全部薪资。两位专职厨师的工资、食材采购等支出构成了主要开销。 除了基本生活支出，张学良还保持着一些特殊消费习惯。例如定期订购高档香烟、进口饮料等奢侈品，这些都需要额外的经费支持。 与同时期其他被监管人员相比，张学良的生活费用可谓天文数字。仅日常开销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团级单位的总支出。 这种独特的经济供给模式一直持续到蒋经国时期。期间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治经济变动，但基本维持了稳定的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