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在莫斯科的寒冷审判厅里，李德因其在“反围剿”中的惨痛失误，面临共产国际的严厉审查，刘亚楼，作为那场审判的重要证人，站在台上，情绪激昂地对李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指责。这事儿背后的故事可真不少，李德原本是个满怀理想的德国小伙子，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后来被派到中国来帮忙。那时的他，心里装着改变世界的梦想，没想到后来会闹出这么大动静。 1939年12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李德被要求为他在中国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做出检讨。会议地点位于莫斯科，出席人员除了李德外，还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及周恩来、任弼时、师哲、毛泽民、刘亚楼等人。 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审视李德在中国革命期间的军事顾问职责，以及他在具体指挥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 李德首先作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失误。他坦言，由于过于依赖苏联的教条式军事理论，导致了许多不合时宜的战术决策，给中共革命队伍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然而，李德的检讨并没有平息会议中的不满，反而激起了几位与会者的强烈反应。 其中，刘亚楼的愤怒尤为显著。作为李德的同学，刘亚楼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军事教育，他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并亲历过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以及湘江战役的惨痛。 刘亚楼对李德的批评非常尖锐。他直言，李德的军事素养不足以支撑他作为中共军队的顾问角色。刘亚楼指出，李德将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术理论生搬硬套，完全没有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而李德的指挥能力更是差强人意，尤其是在战场上的表现，常常是把军事理论与现实脱节，导致了大量无谓的牺牲。 在会上，刘亚楼不满地回忆起了李德在战争中的一些失误，甚至提到李德曾经批评过朱德。刘亚楼激烈地指责李德不仅在军事上无能，生活作风也极其不检点。 李德的种种行为让刘亚楼感到愤慨，尤其是在战场上，他不仅指挥失误，还做出了许多不负责任的决策，使得战局更加复杂。 面对激烈的指责，李德试图辩解，称自己并未批评过朱德，而是由于语言不通，误将“老油子”说成了“老头子”。然而，刘亚楼并未接受这个解释，继续猛烈抨击李德的种种失误，甚至指责他只会在“独立房子”里与女性交往，完全不懂得军事应有的严肃性。 尽管刘亚楼的言辞愈发激烈，但会场上的苏联代表对此并不在意。对他们而言，李德的行为是否符合中共的路线，并不构成会议的焦点。 而在这种背景下，任弼时与周恩来交换了意见，周恩来也及时站出来进行调解。他表示，刘亚楼的发言过于激烈，主要是因为他曾在李德指挥下的部队中经历了巨大伤亡。 周恩来也借此机会指出，李德的错误不仅仅局限于战术决策，还包括他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及长征初期的战略决策。然而，周恩来也坦言，自己当时没有及时纠正李德的错误，因此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毛泽民也在发言中提到，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对党的巨大考验。红军在长征中损失惨重，许多根据地相继丧失，地下党组织也遭到摧残。 最初30万的红军，最终仅剩下不到10%。这段艰难的历史让毛泽民深刻意识到，不仅仅是军事指挥的问题，整个党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统一和坚韧也极为关键。 面对各方的指责，李德感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在会间的休息时，苏联代表佛罗林曾向李德询问他的紧张情绪，李德用德语解释道，自己只是一个顾问，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熟悉。 李德表示，尽管自己的意见在当时被采纳，但所有责任似乎都被归咎到他身上，他感到自己像是成了替罪羊。 最终，会议对李德的处理决定并不严厉。经过共产国际的审议，李德被认为并非有意犯错，只是由于缺乏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了解，导致提出了一些不适合的建议。 尽管如此，李德并未受到处分，因为决策最终是由中共中央做出的，而李德的建议仅供参考，不应全盘归责于他。 参考资料：白海军编. 《“洋大人”在民国》 2011
难得糊涂
李是能力不足，的确不是故意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