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印尼教书国民党上将刘峙，给台湾的好友顾祝同写去求助信。顾祝同去找老蒋说：“让一个上将滞留于爪哇，传出去也不好。” 刘峙在逃亡中选择了隐居的生活，前往印尼后，他和家人化名住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以避开外界的关注。经历了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劫财事件后，他对外界充满了警惕，害怕再度成为目标。那段时间，他的生活极为低调，深居简出，几乎与外界隔绝。 然而，命运却在1952年3月给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在一次偶然翻阅报纸时，刘峙发现了一篇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对国民党统治的批评以及对新中国发展的赞扬。 这篇文章刊登在印尼一份有进步倾向的报纸上，引起了刘峙的震惊。他查明后发现，文章的作者并非自己，而是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刘统的堂弟——刘应宜。 刘峙既愤怒又担忧，他怕这篇文章会引起蒋介石政府的注意，甚至可能因此招致台湾方面派来的杀手。为了澄清事实，刘峙立即写信给报社要求撤回这篇文章，并声明自己与之毫无关系。 刘峙的声明一经刊出，立刻在印尼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自淮海战役结束以来，刘峙的消息断断续续，不时传出他被蒋介石拘禁、被俘或前往美国的种种传闻。没人料到，这位昔日的国军上将居然已在印尼过上了平凡的生活，成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 这一事件不仅让印尼的华侨社会感到震惊，也引起了印度尼西亚国家安全局的关注。得知一名蒋介石的亲信上将潜藏在本国，安全局立即派人调查刘峙的身份，并提醒他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因为当时印尼的政治立场是中立的，禁止外国势力干预。 与此同时，刘峙的身份也引发了当地商界的兴趣。一些华侨商人希望借刘峙的名气来推广自己的生意。一个火柴厂老板特意邀请他参观，并与他拍照，制作广告在当地广泛传播。 刘峙所在的学校也不甘落后，打算借他的名气为学校筹集教育经费，甚至准备为刘峙举行一次盛大的生日庆祝活动。 原本刘峙为了补贴家用，兼职在另一所中学教书。但此时的学校管理者都希望借此机会通过庆祝活动为学校募集资金，这让刘峙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虽然他请求两所学校停止这种过于显眼的筹款方式，但由于利益驱动，两个学校依旧私下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广泛发出邀请函。刘峙不得不在两所学校之间奔波出席，他的生日变成了一场令人不适的公开活动。 更糟糕的是，两个学校由于对捐款分配产生分歧，开始公开争执，事态愈加复杂，令刘峙颇为困扰。 尽管如此，刘峙的名声也因此在印尼日渐提高，常常收到各种拜访和谢礼，这使他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在印尼定居三年之久，刘峙和妻子终于决定出行游玩，前往自己从未涉足的中爪哇地区。 在参观三宝洞时，刘峙看到许多当地人跪拜烧香，祈求神灵庇佑。他站在郑和的塑像前，心中不免生出一些复杂的情感。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将领，他与郑和的故事虽相距数百年，却不禁让他回忆起自己在海外流亡的艰难岁月。 随后，刘峙夫妻前往了日惹。在一次华侨的聚会上，他被邀请上台发言。起初，他高谈阔论自己的过去，回顾曾经的辉煌战绩。 然而，突然有华侨要求他谈谈淮海战役的失败经过，这让刘峙感到尴尬和为难。他很快转移话题，开始抨击新中国的种种政策，这一番言论让在场的华侨感到不悦，之后他再也没有被邀请过任何类似的场合。 接着，夫妻二人来到东爪哇的玛琅岛，正值中国国庆的日子。岛上的华侨纷纷挂起五星红旗，表达对新中国的祝福。刘峙看到这些国旗时，心情愈加沉重。他试图安慰身边的华侨，甚至带着他们去岛上的国民党支部，期望看到一些“正统”的象征。 令他意外的是，支部楼上竟也挂起了一面五星红旗。这一场景令刘峙尴尬至极，他意识到即使在他曾经所属的阵营中，也无法逃避时代变迁的痕迹。 到了1952年，由于当地治安恶化，刘峙的安全感到受到威胁。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刘峙决定离开茂物，寻求新的安身之地。他回忆起与顾祝同的友谊，决定通过写信向这位老友求助。 顾祝同收到信后，立刻意识到刘峙面临的困境。他深知，刘峙的身份和背景如果一直滞留在印尼，不仅可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也可能给国民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顾祝同决定亲自去见蒋中正，将此事汇报给他：“让一个上将去国外教书，传出去有些不太好！” 蒋中正听取了顾祝同的建议，决定采取行动。他同意接纳刘峙并安排他前往台湾。尽管刘峙未再担任军职，但蒋中正仍向他发放了相应的薪水，这笔薪水是根据他原国军上将的待遇计算的，金额颇为可观。 参考资料：宋毅著. 《风云保定系 民国第一军校的十大将领》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