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玉良去世，被安葬在法国巴黎蒙巴纳斯墓园，可与她合葬的，不是她心爱的丈夫潘赞化，而是在她生前，给过她20美金的中餐馆华人老板。 1889年，江苏镇江一户普通人家迎来了女婴陈秀清的诞生。然而，命运对她格外苛刻。她的父母未能见证她的成长，便相继去世。年仅8岁时，陈秀清成了孤儿。在这个无依无靠的世界里，她的生活遭遇了更大的变故。 幸运的是，舅舅将她收养，并将她更名为张玉良。尽管她的童年并不富裕，但至少可以衣食无忧。不过，这种稳定的生活在张玉良14岁那年被打破。 舅舅为了偿还赌债，不得不将她卖到了芜湖的怡春院。这一切对她来说犹如晴天霹雳。面对这一命运的安排，张玉良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拒绝为人接客，多次尝试逃跑、上吊自杀，但无一例外，都未能成功，反而每一次都遭遇了更加严厉的惩罚。 在怡春院的三年时光里，张玉良几乎每天都在想着如何逃离这个地方。她的身体和精神都遭遇了巨大的摧残，然而，她从未放弃过希望。直到17岁时，人生终于迎来了一线曙光。 那年，潘赞化调任芜湖海关监督，开始了新的职务。当地的商会与怡春院的老板娘勾结，意图利用张玉良来诱惑潘赞化，并借此威胁他为他们提供方便。 然而，张玉良在接触潘赞化后发现他为人正直，并未如她所料那样沦为这些人阴谋的牺牲品。她决定将一切真相告诉潘赞化，并希望他能帮助她逃离这恶劣的环境。 潘赞化被她的诚实与勇气所打动，最终决定收留她。当时，潘赞化的本意是将张玉良送回家乡，但她却不愿意回去，而是希望留在他身边，做一个丫鬟。潘赞化认为，张玉良应该有更好的未来，于是为她聘请了老师，开始教授她文化知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加深，感情也悄然生长。尽管潘赞化已经有了妻子，但在陈独秀的见证下，张玉良成为了他的妾。婚后的张玉良提出将姓氏从张改为潘，虽然潘赞化初时有所犹豫，但最终因为看到了她的坚持和决心，答应了她的要求。 搬至上海后，潘玉良在邻居洪野先生的引领下接触到西画，洪野先生是当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色彩学教授，他对潘玉良的绘画天赋赞不绝口。 在洪野的鼓励下，潘玉良申请并成功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然而，当时西画在中国尚属新兴事物，社会接受度不一，这给她的艺术之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尽管如此，潘玉良没有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她坚持深入学习，甚至自己充当模特，创作出了引起轰动的《裸女》画作。 潘玉良的才华逐渐被更多人认可，校长刘海粟为她安排了法语教师，鼓励她前往法国深造。1921年，潘玉良获得丈夫的支持后前往法国，先在里昂美专学习，后进入巴黎国立美专，与徐悲鸿成为同学。 不久，潘玉良的作品得到了康洛马蒂教授的赏识，直接升入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三年级，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女画家。 尽管在异国他乡学习生活充满困难，但潘玉良未曾放弃。在丈夫官职丢失，留学津贴断断续续的困境下，她依旧坚持完成了自己的学业。1928年学成归国后，潘玉良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西画系主任，后又被徐悲鸿聘为南京中央大学油画教授。 回国后，潘玉良的画展引起了极大轰动，她的艺术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她投入到抗战的艺术创作中，不幸遭遇了公众与同行的误解和诽谤。她创作的大型油画《人力壮士》在展览中被破坏，遭受了极大的心理打击。 潘玉良的私生活同样充满挑战，尽管已成为知名画家和教授，她仍未能获得潘家大夫人的接纳。在种种压力和伤害下，她选择再次前往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并举办个人画展，此行竟成了她长达40年的海外生活。 在巴黎，她以狭小的顶楼房间为家，勤奋绘画，生活虽然贫困，但她始终保持着艺术家的尊严和坚持。 潘玉良的生命在1977年7月22日默默走到尽头，她被安葬在法国巴黎的蒙巴纳斯墓园，身旁是曾经在她困难时给予过帮助的华人餐馆老板，而非她深爱的丈夫潘赞化。 参考资料：吕章申主编. 《中国近代留法学者传》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