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深秋，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奉命到武汉出差。在当地的一家小旅馆里，他无意间遇到了曾经的老战友刘世模。 1927年，王宏坤积极参与黄麻起义，1929年，王宏坤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某次战斗中，他和战友被敌人围困，王宏坤在敌人火力压制下主动请缨担任断后任务。 1930年，他调任红四军，并在战斗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1931年，王宏坤被任命为红四军第十师的团长。在著名的苏家埠战役中，他指挥的部队成功歼灭了大量敌军。 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方面军未能成功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并在1933年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王宏坤和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为会师提供了大量急需物资。然而，在中央红军会师后，王宏坤被调离了他心爱的红四军，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 王宏坤内心颇为不满。然而，王宏坤很快调整了心态，接受了新的任务，带领伤病员和部队继续向西北进军。 早在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进入鄂豫陕交界地区的南化塘时，王宏坤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受伤。虽然伤口被弹片刺入，高烧不退，王宏坤坚持要求立即手术。 在医务主任周吉安告知缺乏麻药的情况下，他甚至让警卫员用烧酒消毒伤口。 在随后的手术中，弹片嵌入骨头，医务人员试图用常规工具取出却无果，最终不得不用锉刀切开骨头，才将弹片取出。手术中，王宏坤因剧痛昏迷，但醒来后，他立即继续工作。 1932年，王宏坤亲自干预了多起不公正的肃反行动。他积极营救被错杀或错误拘押的干部，甚至亲自去各团搜查失踪的红军战士。 当他发现郑国仲、杨秀坤等干部被列为肃反对象，王宏坤确保这些人得以生还。在部队面临兵员严重不足的困境时，他从“劳改队”中挑选出一批有能力的干部，重新调整编制。 1936年，红四方面军改编为西路军，王宏坤再次领导部队深入黄河以西。由于缺乏资源，西路军在这片人烟稀少、恶劣的地区进行作战，损失惨重。 尽管如此，王宏坤与其他指挥员依旧竭力保持战斗，最终助力完成了歼敌2万的任务。 1937年，红四方面军在经历西路军的失败后，重整旗鼓组建援西军。 在接到任务后，援西军迅速集结，然而当他们抵达时，西路军已在恶战中全军覆没。而在个人生活方面，王宏坤也经历了多次生死别离。 1932年，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后，王宏坤与刚刚结婚不久的妻子傅明恕短暂重逢。这次重逢是王宏坤与妻子分别600余天后的一次偶遇。傅明恕随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不久后，他与冯明英相识，并建立了感情。冯明英成为王宏坤的新伴侣。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宏坤随红军主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8年，王宏坤亲自前往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1939年，王宏坤正在陕西庆阳工作，突然接到毛泽东的指示，解决了他困扰已久的财务问题，还在他提出希望能够接受文化教育的请求后，给予了积极响应。 回到庆阳后，王宏坤立即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将旅部的日常事务交给副旅长王维舟负责。他便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直接找到了毛泽东报到，毛泽东指示他去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甚至亲自写信给抗大二大队的支部书记谢礼泉。 当得知即将毕业时，他主动向毛泽东提出继续学习的请求，毛泽东建议他去党校继续深造。于是，王宏坤便来到了中央党校，加入了学员八队。 1946年，他带领部队强渡黄河，深入敌后，打破了敌人的封锁。 1949年，中央决定组建人民海军，王宏坤被调往北京，担任海军副司令员。 为了顺利赶往北京，他从湖北军区的驻地出发，途经汉口，计划在那里停留一晚。 当时的汉口，交通尚不便，王宏坤只得入住了一个简陋的饭店。这次短暂停留竟让他与一位老战友重逢。这位老友，正是曾在红四方面军时期与王宏坤共事的副军长刘世模。 刘世模因伤势未愈，已经多年未能亲自上前线。 此时，刘世模生活困窘。 回想过去，早在1936年，他便因为红四方面军的分裂问题，参与了张国焘错误的批判，使他与许多同志关系紧张。 在一次关于许世友的误解事件中，刘世模因情绪激动而自杀未遂，长时间卧床。 此后，他无法继续参与激烈的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世模依然带领队伍与日伪军展开英勇作战。 直至日本投降前，他的抗日游击队已发展至千人之多，并最终归新四军编制。 直至肺结核发作，不得不暂时退居后方。 1950年，刘世模在汉口的饭店里与王宏坤重逢。 王宏坤看到昔日的战友衣衫褴褛，感到十分震惊。 尽管王宏坤提出希望刘世模向他求助，刘世模却表示，国家当时的情况十分困难，自己不忍再为难他人。 王宏坤立即写信给李先念等人请求帮助。 刘世模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参考文献：[1]李毅.王宏坤四求降职[J].档案时空,2006(1):4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