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美国华人演员黄柳霜为支持祖国抗日，倾尽所有资产。谁料，宋美龄访美时，却将她满是嫌弃的将她拒之门外，还放话：“她还不配当我的座上宾！” 黄柳霜以无可比拟的魅力，成为少数几位在好莱坞大道上留下足迹的华人女星。 她在时尚界成为了许多设计师的灵感缪斯。 Dior的创意总监海盗爷便多次公开表示，黄柳霜是他的创作灵感源泉，甚至根据她的形象设计出多款经典作品。 黄柳霜生于洛杉矶唐人街。 父母是移民自广东台山的华人，家里有八个孩子，黄柳霜排第二。 虽然家境并不富裕，父亲经营着一家洗衣店。 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她，时常能看到电影制作人员拍摄外景。 她在年仅五岁时便接触到电影，偶然间被选中参演。 然而，她的父亲并不支持她从事演艺事业。 为了阻止黄柳霜追求自己的梦想，父亲曾多次动粗。 然而，黄柳霜从不轻言放弃，终于在1921年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角色。 在电影《行为》中，她成功扮演了一位年轻母亲，凭借她出色的演技，吸引了好莱坞导演的目光。 此后，1922年，她接到了大都会电影公司导演弗兰克林的邀请，主演了影片《海逝》，饰演一位悲剧性的华人女性“蝴蝶夫人”。 然而，她常常被迫扮演一些带有强烈刻板印象的角色。 最常见的便是“龙女”与“蝴蝶女”这样的角色。 “龙女”通常是冷酷、心机的反派女性，而“蝴蝶女”则是弱不禁风、依赖西方男性的典型东方女性形象。 无论是哪一种角色，黄柳霜的结局几乎总是以死亡告终。 除了电影角色的局限，即便是同样的角色，她的片酬通常只有白人女演员的十分之一。 此外，这些不公的待遇让她深感痛苦，但在当时的好莱坞，她几乎无法找到出路。 黄柳霜曾试图通过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来突破这一困境。 然而，由于资金问题，这一尝试最终未能成功。 她决定转向欧洲，1928年，黄柳霜前往英国，并开始参与一些新的电影项目，如《歌》和《唐人街繁华梦》。 在欧洲，她获得了更高的尊重和认可，甚至成为许多杂志和广告的封面人物。 黄柳霜的名字开始在欧洲影坛传开，受到了一些电影界名人的欢迎，包括英国王室的宴会邀请。 然而，1930年，派拉蒙影业公司邀请她重返美国，并让她参演了几部电影，包括《上海快车》和《大饭店》。 这些影片在票房上取得了成功，但她依然被迫扮演带有负面色彩的角色。 在《大饭店》上映时，尽管她是片中的重要演员，却连名字都未能出现在上海的海报上。 1932年，当时，电影《大地》正在筹拍，这部影片改编自赛珍珠的小说，讲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 作为华裔演员，黄柳霜认为自己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可剧组却选择了一位德国女演员扮演女主角，而让黄柳霜出演反派角色。 她公开表达了不满，最终拒绝参与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大获成功，主演的白人女演员也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尽管她的外貌出众，身边不乏追求者，但她始终无法找到真正的伴侣。 黄柳霜曾深深爱上一位白人电影制作人，但对方不仅屡次出轨，还以“种族问题”为由拒绝她的求婚。 这段感情最终以悲剧收场。 她也曾与一名BBC记者有过一段恋情，但由于种族的壁垒，未能走到最后。 黄柳霜渐渐意识到，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始终是低人一等的。 黄柳霜并未因此停步，她不断磨练自己，学习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及各种上流社会的口音。 她回到中国并在1932年主演了电影《上海快车》，饰演一位交际花，虽然这个角色依旧带有一些“诱惑”的成分，但她的演绎逐渐超越了早期的标签。 黄柳霜在服装上的选择也成为了时尚界的风向标。 她穿着特拉维斯·班顿设计的绣龙旗袍，出现在电影《莱姆豪斯蓝调》中。 但是种族歧视让她感到极度失望，并最终选择离开美国。 黄柳霜的名字曾在上海的银幕上闪耀，但很快许多人质疑她在电影中的形象，认为她所饰演的角色带有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她被指责为“文化汉奸”，甚至有记者直接问她是否认同这种角色的塑造。 黄柳霜感到自己在上海失去了立足之地。 她决定回到祖籍台山，但乡亲们却对她充满敌意，甚至连她的亲生父亲都阻止她归乡。 她选择四处流浪，走遍了南京、武汉、北京等地，收集了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物品。 抗日战争爆发，她再次回到美国。 她不仅积极参与影片制作，还通过拍卖个人珠宝，筹集资金支持国内的抗战事业。 她还购买紧缺的药品，捐赠给抗日军队。 然而，这些努力并未得到国内的充分认可，甚至连宋美龄在访美时，也明确排除了黄柳霜的出席。 参考文献：[1]任文.中西方文化语境与“东方”女性符号的标出性——论早期好莱坞华人影星黄柳霜[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76-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