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知青张连成不顾父母反对，娶了农村姑娘，10年后，带3孩子回来，谁知，父亲“砰”一声关上大门，无情撵了出去。那一晚，一家5口睡在桥洞下，一阵心酸。

那一夜桥洞底下冷风直灌，赵传英把三个孩子拢在怀里，最小的才四岁，冻得直哆嗦。张连成把自己那件旧棉袄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自己靠在桥墩上睁着眼到天亮。他没敢合眼，脑子里就一件事：户口。

天亮后他打听到，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开完，各地开始陆续办理返城手续，但已婚知青和未婚知青完全是两条路。未婚的优先安排，已婚的要单独申请，配偶和子女的户口基本不能跟着走。张连成这种情况在当时不算孤例——全国已婚知青从1974年的48万人涨到1977年的80多万，其中相当一部分娶的是当地农村姑娘。这些人返城时大多面临同一个难题：自己回去，老婆孩子留在农村。

张连成没打算走那条路。他找到街道知青安置办公室，递上材料。办事员翻了翻，说缺这缺那，让他回去补。他没有住处，就在西郊一个远房亲戚家的杂物间里挤了下来。十来平米的地方，一张床板，三个孩子打地铺。赵传英白天去菜市场帮人择菜，一天挣几毛钱，张连成跑户口的事，顺带打零工搬货。

日子难归难，张连成心里有数。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卡在那儿，配偶和孩子的户口想同步迁进城里，几乎不可能。他打听过，有的人为了返城干脆离了婚，有的人把孩子留给农村的老人带。他问赵传英：“你怕不怕我走了不回来？”赵传英正在洗菜，头也没抬：“你要是那种人，当初就不会娶我。”

张连成前后跑了四个多月。村里的证明、结婚证、孩子的出生材料，一趟一趟补。有个老办事员看他实在不容易，私下跟他说：“你这情况特殊，上面卡得紧，但你材料全的话，我帮你往上递。”这句话让张连成看到了希望。

转机出现在1980年。那一年国家不再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返城安置成了硬任务。部分地方开始松动政策，允许已婚知青在安置后随迁一名十五周岁以下的子女。张连成抓住这个口子，把大儿子和二女儿的户口先落了下来。赵传英和小儿子的户口暂时还办不了，但街道给他出了证明，孩子可以先上学。

落户那天张连成从派出所出来，手里攥着两张薄薄的户口页，在台阶上坐了好一会儿。他没哭，就是觉得腿软。大儿子那年九岁，之前一直在村里没正经上过学。张连成领着孩子去学校报名，老师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孩子低着头不敢说话。张连成替他说了，声音有点哑。

工作是另一道坎。当时返城知青集中涌回来，1979年城镇累计待业人员达到1500万，劳动部门登记失业的有568万。张连成没挑的余地，先去货运站扛大包，一天一块二，干一天算一天。后来经人介绍进了街道办的纸盒厂，糊纸盒、搬原料，一个月挣三十来块。赵传英也没闲着，在厂里找了个临时工的活，两口子加起来勉强够一家人吃饭。

父母那边始终没松口。张连成逢年过节带着孩子去门口站一会儿，不敲门，站够了就走。母亲偷偷出来塞过几次钱和粮票，一边塞一边抹眼泪。张连成不接，说：“妈，我能养活他们。”他不想让母亲为难，也不想让自己显得是在求人。

到了1982年前后，全国多数地区基本消化了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张连成的户口彻底落定，赵传英的户口也在街道协调下有了眉目。他们没有回父母家住，在城郊租了间平房，日子紧巴巴的，但一家人在一起。

回头看这段经历，张连成后来跟人说了一句话：“我从来没觉得娶她是错的。”那个时候很多知青为了返城选择抛下农村的配偶和孩子，政策也确实给了他们那样的空间。张连成不评价别人怎么选，但他自己过不了心里那道坎。赵传英在他最落魄的时候跟了他，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做不出把人扔下的事。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故事。一个普通人，在时代的缝隙里做了一个他认为对的选择，然后咬着牙把日子扛了下来。那个年代的户口政策、就业压力、家庭矛盾，每一样都足以把人压垮。张连成扛下来了，靠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觉得人不能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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