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经毛主席批准，周恩来到大连休养。考虑到总理外出容易被群众认出，工作人员曾考虑做些掩护。周恩来始终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愿脱离群众。

1951年6月7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文件写得很直接：“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设置接待机构，群众来信要处理，要求见面也要有人接待。就在这个月，签署这份决定的周恩来正在大连休养。

此前的5月16日，毛主席已经就群众来信工作作出批示，要求把处理人民来信作为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同群众联系的一种办法。

6月出台的决定一共六条，把事情进一步写细：指定专人，设置问事处或接待室；本机关能办的及时办理，需要转交的及时转送并催办；涉及控告机关或工作人员的，交人民监察机关处理；登记、研究、转办、检查、催办、存档都要形成制度。

决定还规定，报刊刊载群众对机关或工作人员的批评、意见，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处理，并公开答复或检讨；各级政府还要经常检查这项工作，定期向上级报告。

周恩来这次离开北京，是在持续低烧以后。抗美援朝开始后，他同时承担军事、外交、后勤协调和政务院日常事务。

1951年春，他先感冒发烧，后来低烧不退。中央保健委员会提出让他离京休养，毛主席批准两个月，周恩来选了大连。5月底，他住进黑石礁近郊的一处小院。

最初几天，他只在院内和附近散步。

一周后，他提出想到远一些的公园和风景区活动。警卫人员随即遇到现实难题：一国总理走进公共场所，很容易被认出来；朝鲜战争仍在继续，大连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当地还有从前线转回的志愿军伤病员。

人群聚拢会增加秩序和保卫压力，公开增加警卫又容易使目标更加显眼。

六月天气已经炎热，长期戴口罩并不合适。随行警卫和地方保卫人员商量后，让周恩来暂时留起胡子，以改变外貌。这个办法实际用了几天。

留胡子期间，周恩来先参加了一些范围较小的活动，包括参观工业展览和体育馆，由大连市长韩光等人陪同。

胡子长出约一周后，他改了主意，把它刮掉。外貌掩护停止，警卫安排没有停止。
当时旅顺口仍有苏军驻守，苏军直到1955年才完成撤离，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接管有关防务。1951年周恩来在大连活动时，每次外出仍要安排相应的警卫力量。

胡子刮掉以后，他的活动没有重新缩回黑石礁。6月，周恩来到大连海军学校了解办学情况，接见副校长张学思，还乘炮艇视察大连海湾。

大连海校1950年开学，承担培养人民海军水面舰艇干部的任务。

周恩来身在休养地，仍然听取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情况。大连期间，他还到工厂、港口活动，看望志愿军伤病员。这些活动都发生在他一个多月的休养期间。

1950年，政务院已经收到关于干部特殊化的直接反映。

司徒美堂在广东考察后写信，批评一些干部以随身保卫员多为荣、乘车搭船滥用公差待遇。周恩来看到后要求纠正。同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提出要设专人处理群众来信，并建立登记、研究、转办、检查等制度。

到第二年6月，这套办法进入政务院正式文件。

1951年6月，大连的随行警卫仍在执行任务；同一时间，政务院要求各级政府设接待机构、处理来信来访。

总理外出要预先安排保卫，普通群众进入政府机关反映问题也有了正式渠道。

留胡子的办法只用了几天，各项视察、慰问和外出活动随后仍在继续。
原定两个月的休养最终没有休满。

到6月上旬，朝鲜战场经过连续拉锯，战线已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双方都很难在短期内靠军事手段结束战争。6月下旬出现的停战信号，很快把北京的工作重点推向谈判准备。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公开提出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美国方面随后作出回应。中央开始准备停战谈判，毛主席电示正在大连休养的周恩来提前回京。

7月8日，双方联络官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7月10日，正式谈判开始。
回到北京以后，工作量迅速增加。

前方谈判由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周恩来则留在北京承担中央与代表团之间的大量联络。

代表团每天发回电报，报告当天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和代表团意见；紧急问题需要迅速回复，特别重要的事项再请毛主席决定。

从7月10日至8月23日，仅谈判第一阶段，周恩来为毛主席起草或主持起草的有关电报接近四十份；1951年下半年，这类电报达到一百二十余份。

谈判原则、军事分界线、代表团的具体应对，不断从北京发往前方。

黑石礁那段休养最终只有一个多月。
几天前为外出准备的胡子没有留下，警卫人员仍在岗位上，周恩来已经回到北京。

此后摆在他办公桌上的，是从开城不断送来的谈判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