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北大校长蒋梦麟提出和妻子离婚，妻子望着他说：“你会后悔的！”谁知蒋梦麟却笑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怎会后悔！”谁料，如愿以偿的蒋梦麟后来真的后悔了！

那时的他大概相信，爱情只要足够强烈，就能解决婚姻里所有问题。旧的生活结束了，新的生活自然会越来越好。这个想法听起来浪漫，可日子真正过起来，婚姻考验的往往不是心动，而是能不能一起面对琐碎。

离婚办得很快，蒋梦麟走出家门时，心情甚至有些轻松。院子里的老槐树刚冒出新芽，他觉得自己终于翻过了人生的一页。

陶曾谷搬到北大附近后，他还特意重新布置了书房，换上她喜欢的月白色窗帘。刚开始，两个人一起吃饭、散步、聊天，生活确实有过一段顺遂的时光。可新鲜感过去后，差异便一件件露了出来。

蒋梦麟习惯和朋友、同事来往，家里常有教授登门谈事。陶曾谷却不喜欢这种热闹。有一次，蒋梦麟请两位教授到家里，茶还没有喝完，她就当着客人的面提醒他，这一周已经来了好几回，能不能让她清静一些。

教授很快告辞。

蒋梦麟送走客人，回到客厅，看到阳光照在月白色窗帘上，颜色白得发亮，竟让他觉得不舒服。布置没有变，房子也没有变，可家里的气氛已经不同了。

问题只是生活习惯不合吗？并不只是。

在学界聚会上，蒋梦麟原本希望陶曾谷能自然融入自己的交际圈。可连续几次之后，他发现别人开始有意避开她。一次在胡适家吃饭，席间谈到北大国文系的人事，陶曾谷插话后，桌上的气氛突然冷了下来。

后来，蒋梦麟听到有人在楼梯口低声议论，说如果不是因为她是蒋太太，自己并不愿意同席。

这话是谁说的，他没有追问。但他慢慢发现，从前经常来往的老朋友，出现得越来越少。过去一个月能约上两三次饭，后来半年都难凑齐一桌。有人说忙，有人说不在北京，关系就这样一点点淡下去。

蒋梦麟起初把问题归到别人身上，觉得是那些人眼光狭窄。可时间久了，他也感觉到，自己正在失去原来的生活圈。

这件事放到今天看，也不难理解。一个人的婚姻不只关乎两个人，还会牵动朋友、亲属、工作圈子和生活方式。有人结婚后，愿意跟着伴侣调整交往习惯，关系反而越过越稳。也有人始终把自己的生活封闭起来，另一方即使没有做错什么，也会慢慢感到孤单。

蒋梦麟真正意识到变化，是在自己病倒之后。

他发了三天高烧，躺在房间里起不了身。陶曾谷吩咐佣人抓药，药送进来后，只让他趁热喝，随后便离开了。

这并不代表陶曾谷没有照顾他，她做了该做的事。可蒋梦麟盯着床头那碗药，突然想起孙玉书照料自己时的样子。那时候，他一生病，她会坐在床边，隔一会儿用手背试他的额头，甚至整夜不睡。

人往往就是这样，拥有时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失去后才发现，真正让自己留恋的，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情话，而是有人在深夜替你掖好被角，有人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安静，什么时候需要说话。

蒋梦麟和陶曾谷的问题，也逐渐从争执变成了沉默。

陶曾谷喜欢清静，蒋梦麟却需要交流。晚饭后，他常常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书，心思却完全没有放在书页上。他尝试谈学校里的事情，陶曾谷听完只是点头，既不反对，也不追问。

有一次，他忍不住问她，自己做的事情到底对不对。陶曾谷只回了一句，这是他的事情，他自己难道不清楚吗？

这句话让他突然明白，自己在陶曾谷那里，也许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人。他有自己的身份、判断和决定，别人只需接受结果，却不必参与过程。

可婚姻最怕的，正是一个人不断决定，另一个人只负责承受。

难道有爱情就一定能过好日子？蒋梦麟后来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感情可以让两个人走到一起，却不一定能让他们在生活里互相迁就。性格、交往方式、家庭观念和对陪伴的理解，哪一样出了问题，日子都可能变得费力。

1929年秋天，蒋梦麟去琉璃厂买旧书，偶然看见了孙玉书。

她比从前瘦了一些，正站在一家书铺门口讨价还价，手里拿着一本旧版庄子。蒋梦麟下意识躲到廊柱后面，没有上前打招呼。

孙玉书付了钱，把书夹在腋下，低头走过街口。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停留。

这一幕为什么让蒋梦麟久久放不下？也许不是因为孙玉书过得多么凄苦，恰恰是因为她看起来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不再需要他。

当晚回家，陶曾谷已经睡下。蒋梦麟在书房里翻找许久，找出一只旧信封，里面放着他和孙玉书在杭州拍的合影。照片边角已经发黄，两个人站在西湖边，她笑得很自然。

他看了很久，最后把照片重新放回抽屉最深处。

陶曾谷后来察觉到他的情绪，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蒋梦麟只说没事，没有把后悔两个字说出来。
说给谁听呢？陶曾谷未必能理解，孙玉书也不再需要听，而他自己最清楚，后悔并不能让时间倒流。

如果只看见爱情的热烈，却看不见日常的差异，决定当然容易做。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最难面对的，往往不是别人反对，而是你终于承认，自己当初把一时的心动，当成了长久生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