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四川宜宾李庄。日军飞机隔三差五从头顶过，八岁的梁从诫问母亲林徽因：日本人要是打到四川来了，我们怎么办？这位肺病缠身、瘦得脱了形的女建筑学家回答得很平静：“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梁从戒后来回忆，那一刻的妈妈”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自1937年卢沟桥枪响，平津沦陷，南京失守，政府从南京退武汉，再退重庆，“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怎么办？”八岁梁从戒问母亲的这个问题，不是假设题，而是摆在每个中国人眼前最现实最严峻的问题。
在当年，对这个问题，作出滚烫回答的，除了林徽因，还有一些民国文人值得我们记住。

最先把这个问题回答透彻的是穿军装的读书人蒋百里。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娶日本妻子，看日本看的很深，很透。1937年初他出版《国防论》，提出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要以空间换时间，把日军拖进湖南、四川交界的第二棱线打持久消耗战。
1938年8月，武汉会战最吃紧、全国最悲观时，他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末了甩下一句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两个月后他病逝广西宜山，没看到胜利，但后来的仗几乎照他的剧本在打。这句话的狠处在于掐死了最危险的选项——讲和。仗输了可以再来，和谈一签，人心就散，就真亡国了。汪精卫走的路，从反面验证了这个判断。

蒋百里答的是”怎么打”，钱穆答的是”人心怎么活”。1937年北大南迁，钱穆辗转撤到昆明宜良的岩泉寺，抱着亡国的最坏打算在寺庙里写《国史大纲》——他自己说，这是”中国人写最后一本中国史”，万一真亡了，给后人留个底，将来光复有据可依。1940年此书出版，开篇引论写道：读本书者须先具一信念，“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

办大学的人，答案是另一种。1937年7月底，日军连日轰炸焚烧南开大学，南开成为中国第一所被日军炸毁的高校，日方公开宣称：南开是抗日基地，必须摧毁。张伯苓半生心血三天化为焦土，他对记者说：“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蒋介石约见教育界人士，他第一个发言：“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不久，他的四子、空军飞行员张锡祜殉国，二十六岁。老年丧子，他说：“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校炸了，儿子没了，他作出的回答是”再办一个”。
和他共撑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所给出的回答，更安静也更坚强。1931年他任清华校长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在战时成了真——联大在昆明没有大楼，教室是茅草顶土坯房，教授夫人摆摊卖”定胜糕”，梅贻琦年年跑重庆要经费，路上挨轰炸淋冷雨。但轰炸再密，教授数量反达到鼎盛，开出过一千六百多门课。日本人能炸掉房子，炸不掉人——这所茅棚大学后来走出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元勋、一百六十多位院士。

有人留守办学，有人被派出去斡旋。1938年9月，一辈子宣称不做官的胡适奉命出任驻美大使。10月31日，他把一张照片送给同在华盛顿为借款奔走的银行家陈光甫，背面题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年纪最大的那位，答案最让人鼻酸。复旦创始人马相伯，九十七岁还在淞沪抗战中演讲募捐，1939年百岁寿辰时被门生故旧往大后方转移，途经广西谅山病倒滞留。老人每到一处就问：“现在何方？”听说身在谅山，急了：“快让我走，这不是我们的国土，我要回国！”弥留之际嘴里还含糊念着”消息！消息！“他那句传遍后世的话也是在那时反复说的：”伲是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
还有作家的回答。1937年11月15日黄昏，老舍辞别妻儿，拎个小皮箱挤上济南最后一趟南下的火车。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近六百人到会，会场挂着标语：“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老舍被推为总务部主任，实际主持文协，一扛八年。
他说：“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
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抉择，就是他们的回答。
闻一多在联大蓄起胡子，立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一留八年，1945年日本投降才剃掉。
流亡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被日军强征为翻译，借此掩护大批华侨和印尼人，身份暴露后于1945年8月29日被日军宪兵秘密杀害——日本已经投降了，他们还是没放过他。
上海沦陷时，暨南大学教授郑振铎上了”最后一课”：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占租界，他在课堂上说”现在上课！“，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镇定，学生们站着听完，没人坐下。
美术界的丰子恺在炮火中逃难，放话”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流亡路上画出《漫画日本侵华史》。
历史学家陈寅恪1942年从香港突围，日方以四十万港币并允诺办学相留，他推掉了，拖着病体回内地，眼睛就是那些年无钱医治一点点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