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长达25年的刘乙光终于得到了调任的命令，恢复了“自由”。在离别前张学良亲自与他合影，这让刘乙光非常震惊，因为在这25年的看守过程中，他没少虐待张学良！

饯别宴摆在井上温泉那栋日式房子的客厅里。蒋经国坐在主位，张学良挨着他，刘乙光坐在对面。菜上到第三道时，蒋经国举杯，说刘组长辛苦。

张学良也端起杯子，没立刻喝。他看了看刘乙光，刘乙光正盯着面前的酒杯，手指捏着杯脚转。

“乙光兄，”张学良开口，声音不高，“这二十五年，你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

刘乙光肩膀动了动，没抬头。

“仇，是你看管我，规矩严。”张学良继续说，“恩，是你救过我的命。四一年在贵州，我阑尾炎，你背我下山。”

刘乙光嘴唇抿紧了。他记得那天山路滑，张学良在他背上疼得发抖，汗滴进他衣领。

“我要调走了。”刘乙光突然说，像在对自己说。

“我知道。”张学良放下杯子，“家里还好吗？孩子们在哪读书？”

刘乙光终于抬眼看他。“大儿子在美国，学工程。”

“好，学工程好。”张学良从口袋里摸出个信封，推过桌面，“一点心意，给孩子读书用。”

信封不厚。刘乙光盯着它，没动。

蒋经国轻咳一声：“汉卿，这不合适。乙光是执行公务。”

“是公务。”张学良没收回手，“也是人情。”

刘乙光盯着信封看了几秒，伸手推回去。动作很慢，但很坚决。“张先生，我不能收。”

屋里静了。窗外有蝉叫。

宴席散时，天还没黑。蒋经国先走，刘乙光送到门口。回来时，张学良站在院子里那棵榕树下等他。

“合个影吧。”张学良说。

刘乙光愣住。他从来没和张学良单独照过相。每次都是集体照，他站在边上。

赵一荻拿着相机走过来。她冲刘乙光点点头，没说话。

两人并排站好。刘乙光挺直背，手贴着裤缝。张学良侧脸看了他一眼，说：“放松点。”

快门按下时，刘乙光嘴角抽了一下。

第二天清早，刘乙光收拾好东西。两个木箱，一个装衣服，一个装文件。他检查了每个房间的窗户，像过去二十五年每天做的那样。走到大门口时，他停住，回头看了一眼。

张学良的卧室窗帘拉着。

车开出院门时，刘乙光没回头。

到台北第三天，他去安全局报到。新办公室有张很大的办公桌，椅子是真皮的。他坐下，打开第一份文件，看了半天没看进去。

下午有人送来一包东西。没有署名，里面是两条烟，美国货。刘乙光拿起烟闻了闻，放回抽屉最里面。

他开始每天批文件，用红笔划圈或打叉。下属进来汇报时，他总是不抬眼，只嗯一声。有次一个年轻军官说漏嘴，提到“新竹那边”，刘乙光手里的笔顿了顿，说：“讲正事。”

1965年退休那天，他收拾桌子。抽屉最底层有个牛皮纸袋，打开是那张合影。照片上他表情僵硬，张学良倒是微笑着。他看了几分钟，把照片放回纸袋，塞进要带走的箱子里。

晚年他独居在台北一栋公寓里。孩子在美国，几年回来一次。他订了报纸，每天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有天看到张学良九十大寿的消息，照片上老头笑得很开。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又戴上仔细看。

1982年秋天，他住院了。最后那几天很清醒，但不说话。有天半夜他忽然睁开眼，对守夜的儿子说：“那时候……贵州的山真陡。”

儿子没听懂，问：“爸，你说什么？”

刘乙光摇摇头，闭上眼。清晨时心跳停了。

1994年，张学良在夏威夷收到一封信。是刘乙光儿子寄来的，里面是那张合影的底片。信里说整理遗物时发现的，觉得该物归原主。

张学良拿着底片对着光看。赵一荻问：“要印出来吗？”

他看了很久，说：“算了。”

底片收进抽屉里，再没拿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