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克之是 1935 年南京刺蒋行动的组织者，行动失败后遭到国民党重金通缉。1937 年他辗转来到延安，希望留下来参加革命。毛泽东接见了他，肯定其爱国情怀，同时指出依靠个人暗杀无法完成救国大业。考虑当时国共正在酝酿抗日合作，华克之为全国知名的通缉要犯，如果公开留在延安，会被国民党拿来做文章，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组织安排他离开延安，前往华南、香港，利用他广泛的人脉开展统战与情报工作。

1935年11月8日，南京《中央日报》刊出国民政府严缉刺汪案有关人员的消息。
名单里有一个名字，华克之。
七天前，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华克之主持的晨光通讯社原定趁会议机会刺杀蒋介石，孙凤鸣带枪进入中央党部。

合影时，蒋介石没有出现，孙凤鸣随即转向汪精卫，连开数枪。
汪精卫重伤，孙凤鸣也被警卫击中，次日身亡。晨光社很快暴露，成员、亲属陆续被捕，华克之逃离南京，辗转上海、香港。

这场行动给华克之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被追捕的身份。
晨光社原先寄望于除掉一个政治人物，改变南京政府的路线。枪声落下以后，蒋介石仍在，国民政府的统治机器照常运转，参与者却遭到大规模搜捕。

到1936年底，华克之已经准备换一条路走。他在香港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公开说明南京行动原定目标确是蒋介石，并把晨光社的责任摆到台面上。南京方面的追缉并没有停止，他也没有再组织下一次刺杀，而是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建立更直接的联系。

1937年春，他从南方进入陕北。
此时的延安并不只是一个革命根据地，也处在一场极其敏感的政治谈判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和国民党从2月起连续接触，谈的都是硬问题：红军怎样改编，陕甘宁地区怎样处理，共产党能否取得公开合法地位。几个月里，双方不断往返，合作抗日已经成为方向，正式合作却还没有落定。

华克之偏偏在这个时候到了延安。对南京政府来说，他仍是刺汪案中必须追查的人；对正在争取公开合法地位的中共来说，他又是主动前来、愿意接受组织领导的反蒋人士。两种身份在延安撞到了一起。

5月4日，毛主席接见了他。华克之晚年回忆，这次谈话涉及他过去的暗杀活动，也谈到以后怎样参加革命。
毛主席肯定他反蒋抗日的出发点，同时指出，依靠个人和小集团的暗杀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几个人秘密组织一次行动，可以打伤甚至杀死一个人，却代替不了军队、群众和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华克之希望留在陕北，这个愿望没有得到安排。

他的身份太特殊。南京方面仍把他列在刺汪案追缉人员之中，而中共此时正在同南京政府谈合作。红军改编、根据地地位尚未解决，双方连公开身份都在反复磋商。

华克之晚年回忆，毛主席谈到的顾虑之一，就是南京方面会借刺汪案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要犯，给正在推进的合作增加麻烦。
几天后，华克之离开延安，向南走。

南返以后，他立即接手新的联络任务。南方恰好有他多年积累下来的一张关系网。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事变失败后继续活动，1935年前后又在香港组织抗日政治力量。他们与南京政府有矛盾，也有自己的军政、人脉和社会影响。

李济深等人在香港继续推动联合抗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也各有旧部和社会联系。华克之早年在国民党左派圈子里活动，后来又长期往来上海、香港，这些旧关系到了1937年反而有了新的用途。

他南返时承担的任务，主要是联络这些华南人物，沟通延安与南方抗日力量。
毛主席、朱德给有关人士的信件，也由这样的秘密渠道向南传递。华克之不需要公开站在延安，也不需要再靠手枪制造政治震动。他更适合出现在香港、上海那些旅馆、码头、报馆和私人会客室之间，把原来分散的人际关系接到中共正在扩大的抗日统战网络中。

1937年的南返还没有把他直接变成情报干部。
此后两年，他在香港、上海继续秘密联络。到1939年前后，廖承志、潘汉年开始把他纳入更稳定的地下工作体系，他使用张建良等化名，工作也逐渐从政治联络伸入情报搜集。

过去那个靠晨光通讯社记者身份接近南京政要的人，开始把同样熟悉社会关系、身份掩护和秘密交通的能力，用在另一套组织方式里。

这种变化后来产生了很具体的结果。抗战时期，他在上海活动，通过各类关系接近汪伪高层及相关人员，把获得的军政消息送往中共方面；抗战胜利前后，他又继续承担秘密联络和物资、情报任务。

1935年11月，晨光社的枪声留下的是死伤、搜捕和一张严缉名单。
到1937年5月，华克之已经走进延安，却只停留了很短时间。几天后，他带着联络任务重新向南，活动地点又回到香港、上海。

此后，他的名字越来越少出现在公开场合。进入潘汉年领导的地下工作体系后，他使用张建良等化名，在上海、香港继续秘密联络和情报工作。1935年南京街头追捕的对象，到这时已经沿着另一条地下交通线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