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王爷，大清还没亡，就把71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个亿）存进了英国银行，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清朝还在苦撑，国库却已经见底时，庆亲王奕劻的海外存款突然被捅了出来：712.5万英镑，存在英国汇丰银行。这个数字放到今天，常被折算成200多亿元；放在1911年，几乎等于大清一年的财政收入。

1911年秋末，武昌起义的枪声刚响，南方各省接连宣布独立，清廷忙着筹军饷、借外债，京官的俸禄都开始拖欠。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泰晤士报》刊出记者莫理循的文章，披露奕劻在汇丰银行存有巨额英镑。

消息传回北京，立刻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那串“7125000”比任何弹劾奏折都刺眼：前线士兵等着军饷，一个王爷却把足以支撑国家财政的财富，安安稳稳放在伦敦。

这笔钱并非突然出现。早在1904年，御史就曾上奏，怀疑奕劻把大量银两存进洋行。调查人员找上汇丰银行，对方只回了一句“为客户保密”，便把人挡在门外。外资银行的保密制度，加上钱已经出了国门，清廷即使想查，也很难真正碰到账户。

奕劻的出身并不显赫。他是乾隆一脉的远支后裔，父辈时家道已经败落，成年后只承袭了低等宗室头衔，年俸不过几百两。传闻他早年甚至要靠典当物品过日子，冬天连一件像样的皮袄都未必穿得上。

他没有显赫才干，却很懂得让上位者放心。慈禧太后喜欢字写得好、办事稳妥又不顶嘴的人，奕劻便练出一手工整书法，平日少说多听，随叫随到。慈禧对他的评价很直接：知道他才能一般，但看来看去，还是他最贴心。

靠着这份“听话”，奕劻从低等宗室一路升到庆郡王、庆亲王。1884年，他接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94年，借慈禧六十大寿晋封庆亲王；1903年荣禄去世后，他进入军机处，同时插手财政、军政和外交。

权力集中到手里，财富自然有了入口。庆王府慢慢变成了官场交易场，想升官，先准备银子。山东巡抚据说要10万两，布政使8万两，道台也要3万两；一个七品县令一年俸禄只有45两，普通百姓一年的生活费不过2两。

京城人私下把庆王府叫作“庆记公司”。这不是夸奖，而是讽刺：朝廷官职到了这里，几乎都能标价出售。

1907年，天津巡警总办段芝贵为了谋求升迁，花1.2万两买下歌妓送给奕劻的儿子，又送上10万两寿礼，很快换来了黑龙江巡抚的职位。御史随后告发，朝野一片哗然。结果调查不了了之，告状的人反而被革职。

奕劻和袁世凯之间，也有一笔算得清的账。袁世凯练新军、扩势力，需要朝廷中的靠山。奕劻过寿时，袁世凯送来10万两银票；后来袁世凯谋求进入军机处，奕劻替他奔走，袁世凯受到弹劾时，奕劻又设法替他解围。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两人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关系。

卖官所得还只是明面上的收入。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奕劻留下来与列强交涉。《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赔款4.5亿两白银。国家被打得元气大伤，百姓背上沉重债务，奕劻却在谈判和善后过程中收取回扣。

后来修建沪宁铁路、津浦铁路、湖广铁路，只要涉及向外国借款，奕劻就要从中抽取5%至10%的好处费。借款由国家偿还，利息由百姓承担，回扣却先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早早给自己准备好了退路。搜刮来的白银被分批兑换成英镑，再通过不同渠道送进汇丰银行。账户资料中未必直接出现他的名字，往往只留下代号或隐秘安排。奕劻似乎早就想明白：大清继续存在，他是权贵；大清改朝换代，他仍有海外财富。

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风雨飘摇，奕劻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调兵救火上，而是迅速联系袁世凯。袁世凯送出300万两白银后，奕劻转身劝隆裕太后接受退位条件，还告诉太后，外国人只支持革命党，不会出手保清。

隆裕太后最终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结束后，奕劻带着财富搬到天津租界，继续过着奢侈生活。他的府邸里，单是厨师就雇了15人。朝廷没了，官位没了，海外账户却安然无恙。

1917年，79岁的奕劻病逝。溥仪对这位皇族长辈恨之入骨，认为正是他迎来袁世凯、劝太后退位，也把大清的家底掏空了。溥仪曾拟下“谬、丑、幽、厉”等恶谥，族人苦劝后，才勉强定为“密”，其中带着追悔和否定。

奕劻也许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和财富，却没能保住身后的名声。王朝不会只因一个人倒塌，但当掌权者都忙着给自己造救生圈时，沉船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