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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老人出狱了。蹲了20年大牢,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他叹口气,蹬起三轮车。

1974年,老人出狱了。蹲了20年大牢,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他叹口气,蹬起三轮车。谁知不久,国家竟亲自派人来请他!

1974年的杭州,秋天来得早。

吴其轺站在劳改农场的大门口。

脚边放着一个旧布包。

布包里只有两件换洗衣裳。

还有半本翻烂了的书。

他抬起手,挡了挡头顶的太阳。

二十年了。

三十六岁那年进去。

五十六岁这年出来。

人生最好的二十年,都耗在了高墙里面。

他想找份工作。

想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

他跑了半个杭州城。

码头扛包,作坊做工,仓库看大门。

人家一问他的来历,一看档案。

都摆手。

“劳改释放的?我们不敢用。”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解释自己曾打日本人立过功?

谁信呢。

就算信了,又有什么用。

后来托了远房亲戚的关系。

在一家手套厂找了个活。

蹬三轮车送货。

每天凌晨四点出门。

拉着几百斤重的手套,穿街走巷。

一天跑下来,腿脚都肿了。

一天工钱一块二。

拿到钱的时候,他攥得很紧。

这是他二十年来,第一笔靠力气赚的干净钱。

一家四口挤在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里。

妻子没工作,靠缝补贴补家用。

两个孩子上学,要学费书本钱。

他每天回家都累得不想说话。

妻子端来热水给他泡脚。

他看着妻子花白的头发,心里发酸。

跟着他,没享过一天福。

没人知道这个蹬三轮车的老头,过去是什么人。

没人知道他曾是飞虎队的飞行员。

抗战八年,他打了八年。

八十八次升空作战。

打下六架日军战机。

自己也被击落过三次。

他还四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

1945年日本投降。

南京受降仪式上,他坐在第一排。

看着日本军官低下头,递过军刀。

那时候他二十七岁。

一身军装,腰杆笔直。

那是他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

后来他拒绝了美国的优厚待遇。

1949年,藏在美军运输机货舱里。

像件没人要的行李,偷偷回了大陆。

他带着一身飞行技术,想给新中国干点事。

回来后他先在空军当教官。

旧伤复发后,转业到杭州的大学图书馆。

日子本来慢慢安稳了。

1954年,一切都变了。

因为曾在国民党空军、飞虎队服役的经历。

他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妻子裘秋瑾收拾东西陪他去了。

她偷偷把能证明他功绩的材料,藏在旧箱子夹层里。

这一藏,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劳改生活。

种地,喂猪,修水库。

那双曾握稳战机操纵杆的手,长满了冻疮和老茧。

只有晚上熄灯后。

他就着月光看捡来的旧书。

他说,人只要还在学东西,就不算废了。

1974年出来时,他真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荣耀也好,委屈也罢,都过去了。

这辈子蹬蹬三轮车,把孩子拉扯大,就够了。

他甚至很少抬头看天。

天上的飞机,和他没关系了。

直到1980年的那天。

他正蹬着三轮车在巷子里走。

车斗里还放着没送完的手套。

后面有人喊他的名字。

吴其轺。

很久没人这么连名带姓喊他了。

他停下车回过头。

站着几个穿中山装的干部。

有统战部的,有教育局的,还有大学的领导。

他们看着这个满脸皱纹、一身灰的三轮车夫。

半天没说出话。

过了好久才有人开口。

老吴同志,你的案子平反了。

恢复名誉,恢复干部待遇。

我们来接你,给你安排工作。

他站在原地愣了很久。

手里还攥着三轮车的车把。

车把上的胶皮都磨破了。

后来他去了杭州大学地矿系标本实验室。

当了一名普通的标本技术员。

每天清理化石,整理标本,写标签。

他做得特别认真。

每块化石都擦得干净。

每个标签都写得工整。

就像当年起飞前检查战机仪表盘一样。

一丝不苟。

系里的师生都喜欢这个沉默温和的老头。

没人知道他的过去。

他也不说。

每天安静上班,安静下班。

就好像他这辈子本来就是做标本的。

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国家排查抗战老兵,落实待遇。

他的故事才终于被人翻出来。

记者找上门时,他正在家里浇花。

听记者说明来意,他只是淡淡笑了笑。

都过去啦。

他说。

有人问他,二十年冤屈,后不后悔。

他摇摇头。

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回来是为了报效国家。

不是为了享福。

国家有难处的时候,个人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他活了九十三岁,2010年在杭州去世。

走得很安详。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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