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老人出狱了。蹲了20年大牢,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他叹口气,蹬起三轮车。谁知不久,国家竟亲自派人来请他!
1974年的杭州,秋天来得早。
吴其轺站在劳改农场的大门口。
脚边放着一个旧布包。
布包里只有两件换洗衣裳。
还有半本翻烂了的书。
他抬起手,挡了挡头顶的太阳。
二十年了。
三十六岁那年进去。
五十六岁这年出来。
人生最好的二十年,都耗在了高墙里面。
他想找份工作。
想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
他跑了半个杭州城。
码头扛包,作坊做工,仓库看大门。
人家一问他的来历,一看档案。
都摆手。
“劳改释放的?我们不敢用。”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解释自己曾打日本人立过功?
谁信呢。
就算信了,又有什么用。
后来托了远房亲戚的关系。
在一家手套厂找了个活。
蹬三轮车送货。
每天凌晨四点出门。
拉着几百斤重的手套,穿街走巷。
一天跑下来,腿脚都肿了。
一天工钱一块二。
拿到钱的时候,他攥得很紧。
这是他二十年来,第一笔靠力气赚的干净钱。
一家四口挤在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里。
妻子没工作,靠缝补贴补家用。
两个孩子上学,要学费书本钱。
他每天回家都累得不想说话。
妻子端来热水给他泡脚。
他看着妻子花白的头发,心里发酸。
跟着他,没享过一天福。
没人知道这个蹬三轮车的老头,过去是什么人。
没人知道他曾是飞虎队的飞行员。
抗战八年,他打了八年。
八十八次升空作战。
打下六架日军战机。
自己也被击落过三次。
他还四次飞越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
1945年日本投降。
南京受降仪式上,他坐在第一排。
看着日本军官低下头,递过军刀。
那时候他二十七岁。
一身军装,腰杆笔直。
那是他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
后来他拒绝了美国的优厚待遇。
1949年,藏在美军运输机货舱里。
像件没人要的行李,偷偷回了大陆。
他带着一身飞行技术,想给新中国干点事。
回来后他先在空军当教官。
旧伤复发后,转业到杭州的大学图书馆。
日子本来慢慢安稳了。
1954年,一切都变了。
因为曾在国民党空军、飞虎队服役的经历。
他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妻子裘秋瑾收拾东西陪他去了。
她偷偷把能证明他功绩的材料,藏在旧箱子夹层里。
这一藏,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劳改生活。
种地,喂猪,修水库。
那双曾握稳战机操纵杆的手,长满了冻疮和老茧。
只有晚上熄灯后。
他就着月光看捡来的旧书。
他说,人只要还在学东西,就不算废了。
1974年出来时,他真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荣耀也好,委屈也罢,都过去了。
这辈子蹬蹬三轮车,把孩子拉扯大,就够了。
他甚至很少抬头看天。
天上的飞机,和他没关系了。
直到1980年的那天。
他正蹬着三轮车在巷子里走。
车斗里还放着没送完的手套。
后面有人喊他的名字。
吴其轺。
很久没人这么连名带姓喊他了。
他停下车回过头。
站着几个穿中山装的干部。
有统战部的,有教育局的,还有大学的领导。
他们看着这个满脸皱纹、一身灰的三轮车夫。
半天没说出话。
过了好久才有人开口。
老吴同志,你的案子平反了。
恢复名誉,恢复干部待遇。
我们来接你,给你安排工作。
他站在原地愣了很久。
手里还攥着三轮车的车把。
车把上的胶皮都磨破了。
后来他去了杭州大学地矿系标本实验室。
当了一名普通的标本技术员。
每天清理化石,整理标本,写标签。
他做得特别认真。
每块化石都擦得干净。
每个标签都写得工整。
就像当年起飞前检查战机仪表盘一样。
一丝不苟。
系里的师生都喜欢这个沉默温和的老头。
没人知道他的过去。
他也不说。
每天安静上班,安静下班。
就好像他这辈子本来就是做标本的。
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国家排查抗战老兵,落实待遇。
他的故事才终于被人翻出来。
记者找上门时,他正在家里浇花。
听记者说明来意,他只是淡淡笑了笑。
都过去啦。
他说。
有人问他,二十年冤屈,后不后悔。
他摇摇头。
有什么可后悔的。
我回来是为了报效国家。
不是为了享福。
国家有难处的时候,个人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他活了九十三岁,2010年在杭州去世。
走得很安详。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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