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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出手了,"精日分子"的好日子到头了! 为什么要狠狠治,在我看来“精日”不是

国家要出手了,"精日分子"的好日子到头了!
为什么要狠狠治,在我看来“精日”不是病,是毒。病要吃药,毒必须刮骨。
 
2026年5月14日,浙江台州的杨宇轩、江苏连云港的徐凯睿、河南长垣的周犇——三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们凑了一万多块压岁钱,从藏家手里买回三件日军侵华原始罪证:侵华日军1855部队和1875部队的经费单据,以及一份印着“秘”字的《九六式马防毒面具取扱法案》。
 
然后,他们一路跑到哈尔滨,全部无偿捐给了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馆方鉴定后说:史料价值极高,其中马防毒面具那份文件,很可能是孤品。
 
三个孩子做了一件让无数成年人汗颜的事。
 
然后呢?然后噩梦开始了。
 
有人私信发死亡威胁,说要“开盒”;有人用流利的日语发来恐吓信息;有人诅咒徐凯睿“有胃癌晚期的症状”;有人直接写:“他如果自杀,我就相信他没背景。”一个15岁的孩子,仅仅因为把日军侵华的铁证捐给了国家,就被逼到了这个份上。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警方溯源显示,发出威胁的IP地址,约70%来自国内。
 
不是境外势力,是自己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徐凯睿从2025年底就开始遭受持续骚扰。
 
整整大半年。
 
一个初中生,扛了大半年的死亡威胁。中间经历了多次报案、多次立案。直到2026年7月底新一轮网暴爆发,才真正引起广泛关注。
 
这期间,平台在干什么?那些私信里的威胁内容、诅咒、恐吓,难道平台的审核机制一次都没识别到吗?浙江宣传的文章直接点名:平台不能坐等舆论倒逼。
 
我认为这话说轻了。平台不是不知道,是不在乎。只要这类内容能带来流量,只要举报量还没多到让平台不得不响应,它就继续沉默。
 
算法喂什么,用户就看什么;用户越看,平台越推。极端情绪永远比理性表达更能制造点击——这是平台心里最清楚的事。
 
所以我的看法是:平台必须为它的沉默付出代价。
 
光靠自觉,永远治不了病根。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喜欢日本文化吗?至于上纲上线?完全不是一回事。
 
浙江宣传的定义一针见血:“精日”并非单纯喜爱日本文化,而是在精神上将自己等同于日本人,极端崇拜日本而仇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把个人价值观与日本右翼势力捆绑。
 
换句话说——喜欢动漫、研究日本产业,那是文化交流。
 
把侵华日军当偶像、把民族苦难当笑料、用死亡威胁阻止别人保存历史证据——这是投敌。
 
两者之间清清楚楚的法律红线早就画在那儿了。
 
2018年,《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就已经对“精日”行为划定了法律红线。《英雄烈士保护法》也明令禁止美化侵略战争。多地还把“精日”行径纳入失信惩戒目录。
 
我不赞同那种“法不责众”的说法,更不赞同“这些人只是嘴上说说”的和稀泥态度。
 
当死亡威胁发到一个15岁孩子的手机上,当“销户”两个字出现在一个初中生的私信里——这已经不是言论,这是犯罪。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长出这种东西?半月谈当年分析过一个观点,我认为值得深思——部分年轻人滑向“精日”,根源往往不是真的热爱日本,而是现实里的挫败感找不到出口,就不自觉地给“别的地方”加分,用贬低本民族来制造某种虚假的心理优越感。
 
但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侮辱先烈、威胁同胞的借口。
 
但这个分析提醒我们:治理“精日”,既要靠法律雷霆手段,也要让年轻人真正认同自己的国家。
 
光靠堵,堵不住;还得靠立——立起文化自信,立起历史教育的实效,让年轻人从心底里觉得“身为中国人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如果只看到网暴这一层,就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不只是几个极端分子的嚣张,这是一场针对历史记忆的暗战。
 
三个孩子捐的是实物证据,而“精日”分子要毁掉的是记录证据的意愿。
 
他们知道,只要让人不敢捐、不敢发声、不敢站在历史这边,他们的虚无叙事就能继续维持。
 
8月6日,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浙江宣传”刊发评论《“精日”病得狠狠治》。
 
央视网旗下“小央视频”紧随其后全文转载。
 
这不是普通的舆论表态——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信号释放。
 
警方已经动了。
 
浙江台州警方7月31日正式立案,启动专项人身安全保护。江苏连云港警方5月1日首次立案,7月底再次行政立案,目前已找到一名外地违法嫌疑人并依法传唤。
 
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治理,需要三管齐下:法律亮剑、平台担责、文化自信。
 
法律要让人不敢踩红线;平台要让人没法藏污纳垢;文化自信要让人从根子上不想当“精日”。
 
“精日分子”觉得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不,他们的好日子,本来就该到头。
 
一个连自己国家历史都不尊重的人,不配在这片土地上嚣张。一个连孩子守护历史都要威胁的群体,不配拥有任何“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