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很多干部面对表格都很慎重。58军军长孔庆德却把自己的标准压得低得出人意料，在“拟评军衔”一栏填的是“大校”，还表示中校也能接受。

负责全军授衔统筹工作的罗荣桓，在看到相关情况后顿时十分着急，担心影响评衔工作的正常推进与整体安排。这个人参加过阳明堡夜袭，打掉日军24架飞机；又从敌人据点里弄回一门山炮，怎么能只报大校？罗荣桓一句话点破了关键：按孔庆德的战功和职务，评中将都算谦虚。

孔庆德不是不清楚自己的经历有多硬，他只是一直觉得，自己参加革命比不少老同志晚，不能把功劳看得太重。

他籍贯为山东曲阜，是孔子第七十三代后裔，可他的家庭环境却与人们印象中文雅的书香门第相去甚远，并没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孔庆德家境十分贫寒，家中七口人的生计全靠父亲外出打零工、干重活艰难维持。

在他年仅13岁那年，父亲不幸蒙受不白之冤，最终含冤死在了牢狱之中。当年生活实在艰难，16岁的他无奈之下虚报了年纪，加入国民党46师当兵，唯一的念头就是能在军营里混口饭吃，活下去。

从传令兵、班长干起，他亲眼见过旧军队里的混乱和腐败。1931年六安兵变爆发，他跟随营长魏孟贤毅然发动起义，毅然脱离旧军队投身红军队伍，随后进入鄂豫皖革命苏区，开启了全新的革命斗争生涯。

可在他心里，自己毕竟比1927年前后就参加革命的人晚了几年，这个“晚来的身份”，后来一直压在他心头。

让孔庆德真正声名远扬的，正是1937年10月那场惊心动魄的阳明堡夜袭作战，这场战斗也让他的作战事迹被更多人熟知。忻口战役进入到最为胶着艰难的阶段，坚守正面阵地的中国守军，在日军战机的轮番轰炸与低空扫射下，始终被猛烈火力压制，几乎难以抬头组织有效反击。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受命执行作战任务，部队周密部署，计划一举拔除日军设在阳明堡的前线机场，摧毁其空中力量依托。

在当时的部队编制中，孔庆德担任一营营长一职，而所在团队的团长则由陈锡联出任。行动前，他多次带侦察人员靠近机场，盯着日军哨位、巡逻路线、飞机停放位置和可能的增援方向，回来后再反复推演。

10月19日深夜，部队借着夜色渡河接近目标。三营突进机场内部，孔庆德率一营守住外围要道，专门拦截日军援兵。当时部队炸药十分紧缺，战士们便想出办法，将多枚手榴弹捆绑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塞进敌军飞机的机舱内部与机翼周边位置。

机场里很快烧成一片，外面的阻击也没停。日军的增援部队一次次发起冲锋试图向前推进，却始终被一营官兵凭借顽强斗志牢牢阻击在阵地前，始终无法突破防线。到天亮前，突击部队顺利撤出，停机坪上的24架日机被烧毁。

忻口前线的空中威胁由此得到明显缓解，战场上的空中压力大幅减轻，而日军则在这一轮交锋中吃了一记闷亏，只能暗自咽下苦果。

孔庆德没有把这仗挂在嘴边。在他看来，守住外围、让战友能撤回来，本来就是自己该干的事。

真正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还要数那一门威风凛凛、极具标志性的山炮。1938年初，孔庆德率部在河北宁晋一带活动，发现日军大杨庄据点里摆着一门崭新的大口径山炮。对当时的八路军来说，这东西太稀罕了，很多团连像样的火炮都没有。

孔庆德盯着那门炮，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把它带走。他带人反复摸地形、看岗哨，选了30多名胆大心细的战士，趁深夜摸进据点。守炮的日军还没反应过来，战斗已经打响。

一边要顶住敌人的反扑，一边还得把沉重的火炮从据点里拉出来，难度可想而知。战士们连推带拽，硬是把山炮完整带回根据地。后来得知，那还是日本天皇御赐的火炮，丢炮的日军军官差点因此剖腹谢罪。

徐向前专门赶来看炮，还和参与夺炮的战士合影。孔庆德也正因这般直率敢言、说话铿锵有力的行事风格，在军中渐渐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外号，人们都称他为“孔大炮”。

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孔庆德几乎是踩着战火往上走。长征途中，他先后担任团长、师长；包座战役时，一颗子弹打穿左肺，差一点就没能活下来。他的头部被弹片击中受伤，简单包扎好伤口后，便不顾自身安危，立刻重返队伍，再次投入到冲锋作战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并没有沉溺于过往的赫赫战功，躺在功劳簿上安享荣誉，而是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本色，以全新的姿态继续投身到国家建设的事业之中。

1950年，他进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系统补上现代作战、兵团指挥和兵种协同的课。两年后，他担任中南军区炮兵代司令员，参与炮兵部队的训练、整编和建设。

所以，孔庆德填下“大校”时，看到的是自己比老革命晚参加几年；罗荣桓看到的，却是他一次次把命顶在前面换来的战绩和担当。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公布军官授衔名单，孔庆德凭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著战功与长期贡献，被中央授予中将军衔。一个人把自己看低，是谦逊；组织把功劳记清，才是对出生入死者最公正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