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5军副军长张天云去看戏时，偶然遇到了一位挑夫，越看越眼熟，而挑夫也注意到了他，嘀咕道：“哎，这不是我哥吗？”

那是在汉口。1949年，四野大军南下，刚打完平津战役不久，部队正在休整。张天云当时是45军的副军长，忙里偷闲，想去看场戏放松放松。戏院门口人挤人，叫卖声、说话声混成一片。他正准备往里走，余光扫到一个背影。

那是个挑水的汉子，精瘦，赤着脚，草鞋挂在扁担头上，后背全让汗湿透了。张天云盯着那背影看了两眼，心里莫名咯噔一下。那挑夫也察觉到有人盯着自己，侧过脸来，两人就这么隔着两三步，愣在了戏院门口的日头底下。

张天云看清了那张脸——那眉眼，那鼻梁，尤其左眉角那颗小痣，他太熟悉了。挑夫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木桶磕在石板路上，水晃荡得厉害。他抬手抹了把脸，往前凑了一步，声音有点发颤：“哎，这不是我哥吗？”

这一声不大，可周围几个人都回头看了。张天云两步跨过去，攥住那汉子的胳膊，掌心底下全是骨头和硬邦邦的筋肉，还有一层叠一层的老茧。他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好半天才挤出两个字：“天义？”

“是我。”张天义咧开嘴笑了，眼角却红了，把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想回握又觉得自己手脏，最后还是被张天云一把抓住。

十六年了。张天云是湖北红安人，1913年生，家里穷得叮当响，8岁死了爹，13岁就独自到汉口讨生活。1929年，他瞒着家里去参加了红军，走的那年张天义才十四岁，瘦得跟豆芽菜似的。

后来打仗、长征、抗日、打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路从东北打到华北，又从华北打到华中，家里人的音讯全无，只当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谁能想到，兄弟两个在汉口这戏院门口撞了个正着。

张天云上下打量着弟弟，目光落在他肩膀上的压痕和脚上的裂口：“你咋在这儿挑上水了？”

“混口饭吃。”张天义说得轻松，又补了一句，“哥，你当大官了？”

“啥大官，当兵的。”张天云从兜里摸烟，手在兜里停了停，又放下了。他问弟弟：“家里头呢？娘呢？”

张天义低下头，拿脚尖蹭了蹭地：“娘走了，五年了。你走之后第三年，爹也没了。就剩我，后来在老家活不下去，一路要饭要到汉口，就留在这儿挑水，挣口饭钱。”

几句话说得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可张天云听得出来，这里头藏着多少苦日子。1933年秋天他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个爹、有个娘、有个弟弟，十六年过去，爹娘都没了，就剩这么一个弟弟在街头挑水糊口。

“别挑了，今儿个别干了。”张天云说。

“那不成，”张天义把扁担又夺回去，“这水是给戏班子里送的，送晚了人家要骂娘。”

张天云没再坚持，看着弟弟重新挑起那两桶水，挤进了戏院后门那条窄巷。他在原地站了半天，日头晒得额头冒汗，也没挪地方。

半个时辰后，张天义回来了，换了一件稍微干爽的褂子。两兄弟在戏院斜对面一家茶棚子里坐下，张天云要了两碗凉茶。张天义捧起碗咕咚咕咚喝了大半，喝得急了，水从嘴角淌下来，他用手背一抹，笑了：“哥，我都没敢想，还能见着你。”

“我也没想到。”张天云把茶碗推过去一点，“晚上别挑水了，跟我走，吃顿好的。”

“那不行，明天还有好几家的水要送。”张天义摆摆手，又赶紧说，“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现在有媳妇了，还有俩娃，都搁在武昌那边租的棚子里住着，一大家子，不能没饭吃。”

张天云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他伸手在弟弟肩膀上拍了一把：“有娃了？好事。走，带我去看看。”

张天义站起来，裤腿上的泥点子已经干了，白花花的。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两个还温热的芝麻烧饼，往张天云手里塞：“哥，你吃，这玩意儿我早上买的，本打算当午饭，你吃。”

张天云看着那烧饼，饼皮上沾了点布屑。他拿起来咬了一大口，芝麻香混着点烟火气，在嘴里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甜。”他说。

江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鱼腥气，把两人的衣角吹得翻卷起来。码头上有人在卸货，号子声一阵高一阵低。张天义挑了十几年水，走惯了路，脚底板快，可那天他故意放慢了步子，时不时侧过头来看看身边的哥哥，像做梦一样。

张天云后来才知道，弟弟这十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爹娘走了之后，老家红安那边兵荒马乱，待不住人，张天义只能一路逃荒要饭，最后流落到汉口，靠给人挑水送水养家糊口。日复一日，肩膀压出了厚茧，脚底板裂了口子，就这么活了下来。

那天之后，张天云把弟弟一家安顿好了。一个跟着共产党打了十六年仗的副军长，一个在街头挑了十几年水的挑夫，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在戏院门口那个下午，突然就汇到了一起。

后来张天云还打过广西战役，1955年授了中将，当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总后勤部副部长。弟弟张天义呢，再也不用挑水了。那个芝麻烧饼的滋味，张天云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