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参谋长左权牺牲后，派来的几个人选都没能让彭德怀满意，最后还是从毛泽东身边挑中了一个人。
1942年5月25日，太行山十字岭一带炮声不断。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正在突围，负责断后和组织转移的左权，被炮弹弹片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消息传到彭德怀那里，他面对的不只是失去战友的悲痛，还有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难题：前方总部参谋长由谁来接？
这个位置，看上去只是彭德怀身边的一名助手，实际上却连着整个华北敌后战场。哪里发现日军，哪支部队需要转移，电报怎样下达，粮食和弹药能不能送到，地方武装如何配合，都要经过总部参谋系统汇总。
一个环节卡住，前线就可能多走几十里冤枉路，甚至错过突围时机。参谋长的判断慢一步，下面的部队付出的，很可能就是伤亡。
左权能在这个位置上站稳，并不是因为他只懂打仗。他长期参与总部建设，对地形、敌情、部队和后勤都抓得很细。
彭德怀说话直接，研究作战时往往一下抓住要害。左权则能迅速把这些想法整理成清楚的命令，再交给各部队执行。两个人配合多年，很多事情不用反复解释，一个眼神、一句话，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左权突然牺牲，这种默契也被打断了。
前方曾物色和安排过几位干部协助工作。有人理论基础较好，对正规作战方法比较熟悉；有人长期在一线带兵，打起硬仗来敢冲敢拼。放在其他岗位上，他们都有自己的长处。
可参谋长并不是只看某一项本事。
敌后战场变化太快，日军昨天还在公路沿线集结，第二天可能就钻进山沟包抄。完全照着原定方案一步不改，容易扑空；只顾着前线冲杀，忽略情报、电报和粮弹供应，也会让总部的指挥失去节奏。
彭德怀需要的，是一个既看得懂地图，也看得懂人；既能研究作战，又能把机关管顺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个人必须熟悉他的工作方法。
战场上没有充足时间让两名高级指挥员慢慢磨合。一道命令早半天和晚半天，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几个人选接触下来，彭德怀始终觉得还差了点意思，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很难迅速填上左权留下的空缺。
人选迟迟没有真正落定，延安只能重新权衡。
当时有能力担任这项职务的干部并非没有，可有人承担着中央军委的重要工作，无法轻易调离；有人虽然善于领兵，却不一定适合处理前方总部那些繁杂的事务。最后，中央把目光放在了滕代远身上。
滕代远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工作，此前还担任过中央军委参谋长。他不是单纯坐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的干部，也不是只靠勇猛带兵的将领。
长期的军队工作，让他懂得怎样安排作战；主持院校和机关事务，又让他熟悉人员调配、文电处理和组织管理。这几方面的经历，正好对应着前方总部当时最缺少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彭德怀和滕代远不是到1942年才认识。
1928年平江起义时，两个人已经并肩工作。红五军成立后，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后来红三军团成立，他们又一起承担重要工作。
一路从艰苦环境中走来，两人对彼此的性格、节奏和判断方式都很熟悉。彭德怀性子直，决定下得快；滕代远沉稳细致，善于把各方面关系理顺。他们的工作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却能够互相补上短处。
这种熟悉，平时看不出有多大分量，到了紧急关头却能节省大量时间。
彭德怀提出一个作战方向，滕代远能够马上想到需要哪些情报、通知哪些部队、调动哪些部门。发现计划中存在缺口，他也敢及时提出来，而不是只负责点头传话。
参谋长最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既不能越过主官擅自决定，也不能只做一个传达命令的人。真正合格的参谋长，要把主官的意图变成部队能够执行的具体办法，还要提前想到命令下达后可能遇到的麻烦。
1942年8月25日，滕代远奉命到八路军前方总部任职，接替左权留下的工作。此时距离十字岭战斗已经过去整整三个月。
这个时间间隔也能说明，中央对这项任命非常慎重。要补上的不是一张普通的办公桌，而是敌后指挥中枢的一根主梁。
滕代远到任后，先从最急迫的工作下手。他兼管情报事务，推动搜集和整理敌占区情况，加强相关人员的训练。
日军“扫荡”时经常突然改变路线，情报慢一步，部队就可能撞进包围圈。只有把各地送来的零散消息整理清楚，彭德怀才能判断哪里应该打，哪里需要撤，哪些部队暂时不能暴露。
当时根据地还面临严重的物资困难。总部不能只研究怎样打仗，还得考虑战士吃什么、穿什么，伤员如何救治，弹药从哪里补充。

我认为，这次人选调整最值得琢磨的，是有名气、有战功的人，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位置。参谋长既要有判断力，也得愿意处理大量琐碎工作；既要敢于提出意见，又要准确执行决定。只看学历、资历或者打过多少胜仗，都很难挑出真正合适的人。
战争年代选错一个关键干部，付出的可能是部队和百姓的生命；选对了，整个指挥系统才能稳下来。滕代远被调到太行前线，并不是偶然，而是多年经历、组织能力，以及他与彭德怀之间早已形成的信任共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