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5）陈诚笔下的“敌我一般情势”，约略言之:日寇侵华，是基于错误认知催生的疯狂举动，除却军备优势外，一无是处。反观我方，仅外交一环稍显薄弱，其余军政、青年、民众动员各项举措，均高瞻远瞩，颇具长远规划。

抗日战争发动于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至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五日，这八年多的抗战历史，约略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第一期抗战」，时间自七七事变起，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撤守止；后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第二期抗战」，时间自武汉撤守起，至最后胜利止。
所以要前后分期的理由，简言之就是因为两期抗战各有其截然不同之特点：第一期我方以战为守，敌方速战速决；第二期我方以守为战，敌方以战养战。
一、就战术言：第一期抗战，我方以战为守，敌方速战速决；第二期抗战，我方以守为战，敌方以战养战。
二、就地略言：第一期抗战，多为平原战，利于敌而不利于我；第二期抗战，我军已转入山地，利于我而不利于敌。
三、就国际关系：第一期抗战，国际关系混乱，利于敌而不利于我；第二期抗战，国际关系逐渐分明，迨反侵略阵线组成，我遂立于不败之地。
七七事变发动时，近卫文麿组阁尚不及一月，曾声明不使事态扩大；但军部方面我行我素，唯恐事态之不扩大。内阁不能约束军部，已是一种变局，而军部本身亦无法约束其激烈分子。本来军事应是政治的延长，而在日本，则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庸，不仅军阀干政，简直是以军领政，欲求不败，又如何可能？
日本有一种自命为「中国通」的人，根据前定的成见，把中国说得一文不值。如平田晋策批评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绝对不能对外，也绝对不会对外的。纵使有拿破仑的天才来率领，也无法使用。
中国军队完全以步兵为中心，还是殖民地的战术，就是南北非洲的战术。
中国军队之弱点为天下周知之事，而中国高级将领不学无术，反妄自尊大。
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占领中国所有经济中心，使它毫无接济，毫无办法。
中国毫无防空设备，只要日本动员令一下，日本飞机在最短期间，即可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统统炸毁。
中国陆军毫无作战能力，日本只要有三师人就可以到处横行，例如热河之役，占领承德的不过是一连人。
日本的「中国通」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指导者，中国既被他们说得如此不济事，难怪日本军民于侵华战争发动之始莫不欢欣鼓舞，视为“圣战”。杉山元为事变发生时之陆相，即曾作“事变可于一个月左右结束”之豪语，这种盲目的判断，当然是由错误的认识引发的。八年劫火，造因于此，可为浩叹！
三、七七事变发动后，日阀原想在“地方事件”的名义下，截断平汉路，划永定河东北为其后方基地，以图北进攻取苏俄之西伯利亚。不料我方奋起抗战，他们惯用的威胁手段遂不得逞。乃又妄度我国经济命脉全在上海，且又密迩首都，移兵上海，必可使我屈服。殊不知我持久抗战已具决心，正好将计就计，扩大抗战范围，使日寇在战略上成为被动。
日阀不察，于攻陷上海、兵临南京之际，以为一定可以迫我签订城下之盟，他们利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谈和媒介，以求速战速结。这种不光荣的和平，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日政府乃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明，旋由其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日方对中日和解所持之四原则”，自拉自唱，无聊已极，我方自无加以理睬之必要。
二十七年五月，近卫内阁局部改组，以宇垣一成继广田弘毅为外相，其入阁条件有四：内阁的统一强化；外务与陆、海军分立的对华外交要一元化；与国民政府开始和平交涉；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从宇垣提出的这四项入阁条件，不难看出日政府此时对于侵华政策，已经陷于手足无措之境。其内部支离破碎，军政对立之状，亦已了如指掌。
是年九月，宇垣因军部反对交涉而去职，外相一职由近卫自兼，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只得再作进击武汉的打算。他们当然认为武汉的陷落，就是中日问题的解决。
十月二十五日，我们终于放弃了武汉，但我们的统帅于十月三十一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有云：“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我之所以待敌者，即为久战不屈，使敌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
敌人侵据武汉以后，所得的报偿，就是“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这一道理敌人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因而他们的“速战速决”和“速战速结”都成了话柄，只得另外抬出一个“以战养战”的口号，以自解嘲。

点评:此文剖析日本军部干政、战前轻视中国导致速胜幻梦，保存正面战场高层战略思考，但视角单一，美化战前国府筹备，未提及敌后战场，需辩证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