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一 18 岁女孩跟母亲在饭店打工，半夜 12 点下班后，女孩不回家，偏要跟老板，还有其他 3 个同事去楼顶喝酒。

女孩饮用数瓶啤酒，凌晨 4 点多，她给父亲打电话让来接她，父亲睡得正香，也气女孩不听话，拒绝后继续休息。

女孩一怒之下给姨妈打了电话，随后坠楼，经抢救无效最终身亡。女孩的父母愤怒的把 4 个同饮者告上法庭，索赔 64.5 万多元，后又降到 59.9 万多元。

2024 年 4 月初，小陈经赵某介绍，与母亲李某甲到张某经营的餐饮店工作。6 月 4 日零时下班后，李某甲要求小陈回住处，小陈坚持留下，母女发生争执。

李某甲离开后，张某、符某、李某丙、李某乙与小陈在楼顶饮酒。凌晨 3 时左右，符某和李某乙先走。凌晨 4 时左右，李某丙下楼购物，张某留在楼顶。

小陈联系父亲陈某甲请求接送未果，随后向姨妈哭诉并坠楼。张某赶到楼下，李某丙拨打急救电话。小陈被抢救至 6 月 11 日，最终因多发伤和特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去世。

法官面对的难题不是谁坐过同一张桌子，而是谁在危险出现后仍有能力采取措施。就在事发前五天，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发布指导性案例 227 号。

该案发生在 2018 年 5 月 19 日，15 岁的胡某甲和 14 岁的蒋某某等初中生，到重庆某县德某餐厅庆祝生日。胡某甲提议饮酒，几名学生在店内买酒饮用，饭后又到湖边泡脚戏水，胡某甲不慎落水。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查明，德某餐厅没有核验年龄，也未设置不得向未成年人售酒的标志，售酒行为增加了事故风险，餐厅承担 6% 的责任。

组织聚会、共同饮酒或者共同参与危险活动的六名未成年人，按照参与程度分别承担 0.4% 至 1% 的责任。胡某甲主动饮酒、提议下水，父母日常又有放任饮酒和疏于管理的情况，胡某甲一方承担 90% 的损失。

2019 年 8 月 8 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判例说明，未成年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经营者和同行者仍要对各自能够控制的风险负责。

江苏泰兴另有一起责任划分更细的案件。张三在一天内参加五次聚餐，其中四次饮酒。第五次宵夜前，张三已经表示喝过一斤多白酒，王五、赵六仍与张三继续饮酒。

散场时，张三走到河边准备跳河游泳，王五、钱七、赵六阻拦不及，张三坠河死亡。检验显示，张三血液乙醇含量达到 359.0 毫克每 100 毫升。家属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起诉四人。

泰兴市人民法院没有让所有同席者都赔。中午同饮的李四距离事故时间较远，后来没有继续陪饮，不承担责任。钱七没有共同饮酒，事发前还参与阻拦，也不承担责任。

王五、赵六明知张三严重饮酒，仍在最后一轮陪饮，散场后又未通知家属或送往安全地点，分别承担 7% 和 3%。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再看昆明案件，张某既是经营者，也是最后陪在楼顶的人，对小陈的年龄、饮酒量和情绪变化了解较多。符某、李某丙是店内员工，李某乙并非员工，对小陈个人情况了解较少，又较早离开。

法院同时认定，小陈对饮酒风险已有一定认识，小陈父母在监护和接送方面也存在责任。经过逐项区分，张某承担 10%，符某、李某丙各承担 4%，李某乙承担 2%，四名同饮者合计承担 20%，赔偿小陈父母 19.1 万余元。

信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