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最大的难就在于“机动”，而扛住机动的压力的正是毛泽东。因为，四渡赤水说到底，就是在运动中寻找机会，而所谓运动，实际是就是“走、绕、跑、撤”，其背后真正考验的是人的体能极限和精神极限。
四渡赤水真正压人的，并不是某一场仗打得多凶，而是部队刚喘上一口气，新的行军命令又来了。前一天还准备向北，第二天可能掉头向东；刚搭好浮桥，转眼又要拆掉。地图上的一个箭头，落到战士脚下，就是几十里山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处境没有马上轻松。川、黔、滇等方向的敌军不断合围，原定从川南渡江北上的计划受到阻碍。红军人数少，补给困难，若被对方盯住行踪，再堵死渡口，很容易陷入消耗战。
土城战斗没有按预想发展。敌军增援不断赶到，继续打下去，代价会越来越大。1月29日凌晨，红军迅速西渡赤水。这个决定说明，当条件不利时，不能为了面子硬撑，先把队伍从危险位置抽出来，才有重新找机会的可能。
进入川南以后，前路仍被拦住，红军只得向扎西一带转移。山路难走，粮食不足，伤员需要照顾，部队却不能久停。敌军可以依靠公路调兵，红军更多时候靠双脚争时间，慢一步，包围圈就可能重新合上。
到了2月，敌军主力被吸引到川南，黔北兵力出现空隙。红军突然转身东进，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随后取桐梓、攻娄山关、再进遵义。这里的关键不是“走回头路”，而是让对手在错误方向上调兵。
遵义战役后，危险仍未解除。敌军重新部署，企图把红军压缩在狭小地带。3月16日至17日，红军从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并把行动做得很有声势，让追兵继续盯着北渡长江的方向。
几天之后，红军主力突然折返，于3月21日至22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四渡赤水。此前还向西追赶的敌军，只能再次调头。红军随即南下，渡过乌江，佯动贵阳，引出滇军，再向云南急进，最终在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把这些行动连起来看，四渡赤水不是提前画好的一条固定路线。它更像连续解题：敌军怎么变，红军就怎么调整；哪里兵力厚，就绕开；哪里出现空当，就迅速插进去。真正要守住的不是某座城，而是整支部队的行动自由。
这种打法听起来灵活，执行起来却很磨人。急行军会让脚掌磨破，夜行容易掉队，渡河要抢时间，后卫还得防着追兵。部队有时刚走完一段路，又奉命折回，基层官兵看不到完整地图，难免会问：为什么总在绕圈？
高级指挥员也承受同样的疲劳。红一军团长林彪对连续机动产生疑问，认为部队走了太多“弓背路”，并写信建议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这个插曲说明，当时的分歧是在体力下降、敌情紧迫、结果尚未显现时出现的。
局部看，走直线当然更近；放到整个战场上，直线却可能正通向敌军重兵。毛泽东要解决的，正是看得见的疲劳和看不见的危险之间的矛盾。部队少，就不能按对方希望的方式决战，只能不断改变方向，拖乱对手判断。
这意味着主要指挥者要承受双重压力。一边是数十万敌军的追堵，另一边是部队内部对频繁转向的不理解。命令下对了，效果可能几天以后才出现；命令下错了，也许当天就会被截住。毛泽东只能在有限情报中作出选择。
机动战最怕的不是多走路，而是指挥系统先乱。队伍可以转弯，认识不能各走各的。1935年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正是为了总结此前的战略方针、统一思想。会议肯定了机动作战的必要性，红军随后继续北上。
所以，四渡赤水的“难”，不只是路线曲折。它还包括命令能否迅速传下去，部队能否按时抵达，后卫能否摆脱追兵，渡口能否及时控制，更包括人在极度疲惫时，是否还愿意相信下一次转向有它的道理。
毛泽东扛住的，也不只是一次会议上的质疑。他要反复判断哪里是真危险，哪里只是敌人摆出的阵势；什么时候集中兵力打一仗，什么时候必须马上离开。能打而不乱打，能走又不是盲目走，这才是最难把握的分寸。
这场行动离不开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的共同决策，也离不开各军团和普通战士的执行。可在战略方向不断变化、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需要有人承担最后的判断责任，毛泽东扛住了这份压力。
后来的人站在完整结果上看，路线似乎清清楚楚；当时的人面对的却只有下一座山、下一条河和身后的追兵。四渡赤水真正高明的地方，就在于红军没有被对方的兵力和部署牵死，而是用一双双疲惫的脚，把被动局面一步步走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