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与陈长捷同为保定军校同窗，早年共事多年，交情深厚。1948年平津战前，傅作义举荐陈长捷出任天津警备司令。彼时北平开启和平谈判，傅作义为手握谈判筹码，指令陈长捷固守天津。

解放军多次向陈长捷发出和平劝降，他谨遵上级指令拒不接洽。天津城破后陈长捷被俘，送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一边是促成北平和平解放、身居高位的起义将领，一边是困守孤城沦为战犯的自己，巨大落差让陈长捷心中积满怨气。

在管理所内，陈长捷常和其他战犯诉说委屈，认定是傅作义模糊的指令将自己推入绝境。每逢傅作义前来探视，他都冷眼相对，只反复一句：“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1956年，傅作义内心愧疚难安，多次面见毛主席，陈述二人过往，恳请提前释放陈长捷。相关部门告知，战犯释放需综合改造表现与历史罪责，无法单独破例。傅作义并未放弃，一边持续递交申请，一边频繁前往功德林探视解释。

每次单独会面，傅作义耐心梳理当年平津局势、往来通讯细节，希望化解隔阂。可陈长捷听完那句控诉后便闭口不言，任凭对方如何劝解都不再回应，谈话只能草草收场。

同监战犯时常议论二人恩怨，有人体谅陈长捷的委屈，也有人理解傅作义当年进退两难的处境，两种观点争执不休。管理人员多次开导陈长捷，厘清二人各自历史责任，劝他放下执念安心改造，可下次相见，他依旧态度冰冷。

整整一年的探视皆是这般僵持。傅作义明白单纯见面无法解开多年心结，便减少探访频次，持续向有关部门提交书面材料，客观还原天津战事始末，主动揽下自身责任，希望为陈长捷后续处置提供参考。

陈长捷虽在学习劳动中慢慢转变思想，但1956年每一次相见，始终不肯原谅傅作义。这场因时局造成的同窗隔阂，直到多年特赦后二人深谈，才最终冰释前嫌。花花星语历史那些事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