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军事才能不在彭德怀之下，贺龙没加入共产党之前，已是一代名将。北伐战功显赫。贺帅大局观很强，不争权夺利而已，争权夺利就不会加入共产党


1947年春，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转战陕北，西北野战部队兵少、枪少，粮食也十分紧张。就在这个关口，贺龙把自己能够调动的野战部队交给彭德怀统一指挥，自己转去主持陕甘宁、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筹粮、补兵、组织运输，维持前线作战。

这件事后来常被概括为“贺龙顾全大局”，话没有错，却说得太轻。

对一个从旧军队中走出来、靠个人威望聚拢部众、又在长期战争中建立起军事声望的将领而言，交出部队绝非普通的岗位调整。枪交出去，战役由别人指挥，胜利以后最醒目的名字也会落在别人身上。

贺龙接受了，没有拿资历、旧部和山头讨价还价。

要看懂这个选择，得先看他放下的究竟是什么。贺龙加入共产党以前，已经是北伐军中的知名将领。1926年，他率部参加北伐，在鄂西一带连续作战，先后攻占松滋、沙市、宜昌等地。进入河南后，又参加逍遥镇、临颍一线的战斗。

短短一年间，他由师长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那时的贺龙有军职、有部队，也有在湘鄂西多年积累的社会关系。他并非走投无路之后才寻找新的政治归宿。

1927年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共，北伐阵营迅速分裂。摆在贺龙面前的选择很现实：保存实力，等待局势变化；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拉拢；或者跟随共产党发动一场胜负难料的武装起义。

8月1日，贺龙率第二十军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此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起义军南下途中，才在江西瑞金加入共产党。

这个先后顺序很重要。
贺龙不是先有党员身份，才服从党的决定；他是在政治前途最不明朗、个人损失最容易计算的时候，先把自己的军队和名望押了进去。

南昌起义受挫后，原有部队在转战中遭受严重损失，旧关系断裂，他多年积攒的军事资本几乎被打空。若只为保住权力，这条路显然不合算。

回到湘鄂西后，贺龙重新组织武装。
最困难时，队伍一度只剩九十余人、七十余支枪。过去依靠乡党、会党关系和个人威望带兵，能够迅速聚众，却很难形成稳定的组织。

贺龙后来参与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推动部队建立政治机关、加强纪律，把“跟着贺龙走”的私人追随，逐渐改造成受党组织领导的红军。

会拉队伍是一种能力，愿意改变自己最熟悉的带兵方式，更考验一个人的分寸。

他的军事才能，也不能只用后来几场大决战来衡量。1936年乌蒙山回旋战中，红二、红六军团在国民党军重兵追堵下连续转移。敌军兵力占优，封锁线不断收紧，部队若被迫固守一地，很可能遭到分割。

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利用山区地形和各路敌军协同不紧的弱点，忽东忽西，边打边走，转战千里，终于跳出包围。这里没有一场决定全局的正面会战，却有连续数十天不能出错的判断。保存主力，本身就是军事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参与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
他既要指挥作战，也要扩充部队、建立地方政权、维持敌后根据地。这样的战场很难产生一眼可见的“名将战绩”：兵力分散，任务琐碎，战斗同动员、交通、粮食和群众工作缠在一起。

可一支部队能不能打下一仗，取决于临阵指挥；能不能在敌后数年不散，考验的是更完整的军事能力。

彭德怀的长处，是大战当前敢于担责，善于在正面压力下组织决战。
贺龙的长处，更多表现在创建力量、保存力量、整合力量，以及在局部利益与全局需要冲突时作出让步。两人的战场位置不同，很难用战役数量简单排出高下。

贺龙常被低估，正因为他承担的许多任务，最后都转化成了别人的前线条件。

1947年以后，晋绥解放区把粮食、兵员和物资不断送往陕北，新组建、补充的部队陆续交给西北野战军，支撑彭德怀继续作战。前线捷报传来时，人们看到的是歼敌数字；后方承受的却是粮源紧张、运输困难和根据地反复动员的压力。

贺龙没有站在最显眼的位置，但西北战场离不开他承担的那一部分。

贺龙的大局观不能只理解为性格随和、不爱争名。
他对兵权的态度，是长期政治选择的结果。1927年，他把已有的军长身份交给一场前途未卜的革命；此后，他又把依靠个人关系建立的队伍改造成党的军队；到了1947年，他再次把能够掌握的部队交给更适合当时战局的人指挥。

几次选择有一条共同的线：他始终没有把军队当成个人地位的凭据。

西北战场最终转危为安，彭德怀的指挥留下了清楚的战役记录，贺龙则留下了兵员、粮食和一支支送往前线的部队。

评价贺龙，无须压低彭德怀，也无须争一个“第一名将”。
贺龙早已证明自己会打仗，更难得的是，他在有资格争的时候，没有把兵权抓成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