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台湾问题，不是与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与日本问题，而是要抓紧清理国内潜藏的间谍。真到了战事来临的那一天，不把这些隐患清除，我们很可能会因此遭受巨大损失。
 
现在打开新闻，台湾省问题、中美较量、中日摩擦常常占据显眼位置。外部压力当然不能低估，尤其在国际局势持续变化的情况下，任何战略误判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可有一个问题平时不太引人注意，危险程度却未必低，那就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对我国内部人员、网络系统和重要数据的长期渗透。
 
外部威胁至少有迹可循，舰船在哪里活动，制裁针对哪些行业，相关国家又说了什么，大多能够及时发现。内部泄密则完全不同，一份文件被复制，一组坐标被传出，一名掌握重要情况的工作人员被拉下水，表面上可能没有任何动静，造成的漏洞却可能长期存在。
 
所以，从国家安全底线来看，目前中国当下更需警惕的最大问题，不是台湾省问题，不是与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与日本的问题，而是能否尽快发现并依法清理潜藏在国内的间谍，同时堵住那些容易被境外势力利用的管理缺口。
 
2026年4月，国家安全机关公开了郭某某案。郭某某在国外工作期间，因个人违法失德行为被人掌握把柄，随后遭到境外间谍情报部门要挟，长期通过复印、摘抄、拷贝和口述等方式提供国家秘密。
 
 
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却暴露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境外间谍不会毫无目的地接触某个人，而是会观察其生活习惯、工作权限和性格弱点，等到条件成熟后再实施控制。
 
军工单位涉密人员赵某某的经历，又是另一种套路。赵某某回国后利用岗位便利持续泄密，后来才发现，对方承诺的境外账户和高额收入根本无法兑现。
 
有人容易把这类案件理解成极少数人的道德问题，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境外间谍选择目标时，既会盯着涉密人员，也会寻找能够接近机场、港口、军工企业、科研项目和重要设施的普通人。
 
只要掌握的信息能够用于分析人员活动、装备部署或者运输规律，就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资源”。过去，人们想到泄密，脑海里往往是偷文件、偷拍照。
 
现在的风险早已延伸到了办公插件、开源程序和人工智能工具。2026年4月公开的一起案件中，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把涉密文件转移到联网电脑，并安装所谓的PDF处理插件，结果文件全文被后台截取。
 
 
另一起案件中，工作人员使用开源人工智能（AI）工具处理内部资料，由于系统开启公网访问且没有设置密码，敏感内容被境外IP非法下载。
 
这类问题很值得琢磨。泄密者不一定收过境外机构的钱，也不一定与间谍见过面，有时只是图方便，觉得装个插件、上传一份材料没什么大不了。
 
可在数字化条件下，一次违规操作就可能绕开原有保密流程。技术越方便，安全管理越不能跟着松下来，真到了战事来临的那一天，和平时期被搜集的零散信息就可能迅速产生军事价值。
 
交通枢纽的运行规律、能源供应节点、军工产能、通信设施位置以及相关人员资料，一旦经过长期汇总，就可能成为对方选定破坏目标、实施网络攻击和干扰后勤运输的依据。
 
《反间谍法》已经将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开展网络攻击、侵入、控制及破坏等活动纳入相关防范范围。当然，清理间谍隐患不能演变成人人互相猜疑，更不能根据职业、国籍或者一次普通交往随意给别人扣帽子。
 
 
真正有用的办法，是让涉密资料不上互联网，让内部数据不随意交给外部工具处理，让重点岗位的人员教育、离岗管理和技术审查真正运转起来。
 
发现明确线索后依法举报，而不是在网络上未经核实便公开指控，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2025至2026年度，共有103名群众因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受到国家安全机关表彰。
 
他们当中有网络企业员工、科研人员和普通务工人员，提供的线索涉及敏感数据外流、境外可疑装置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普通人并不需要四处寻找所谓的间谍，只要遇到有人高价索取内部资料、要求拍摄敏感区域、收集重要设施坐标，或者用异常报酬换取单位信息时，多留一个心眼就够了。
 
按照相关规定，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可以拨打12339举报受理电话，也可以通过国家安全机关网络举报平台提交线索，国家安全机关依法为举报人保密。
 
举报内容应当具体、真实，不能把捕风捉影当成维护国家安全。一个国家是否安全，不能只看装备数量和经济规模，还要看内部制度能否经受住长期压力。外部对手想要打开缺口，最省力的办法往往不是正面碰撞，而是寻找内部管理的松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