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还是赶紧执行死刑吧！”1950年，蒋鼎文奉命监督对国民党元老陈仪的死刑，临刑前，蒋鼎文让人送来了一些食物跟酒水，但陈仪却拒绝了，但求速死。
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经彻底注定，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大势已去。当时在浙江担任省主席的陈仪，眼看着山河破碎，心里动了投奔共产党的念头。他自己琢磨还觉得不够，还想着拉上自己的老部下、当时手握重兵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起倒戈。
在陈仪的视角里，汤恩伯能有当时的地位，全靠他自己当年一手提拔栽培。两人名义上是上下级，私底下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陈仪满心以为，只要自己把天下大势掰开揉碎了讲清楚，汤恩伯定会跟着他一起走向光明，为百姓免去一场战火。
汤恩伯拿到陈仪劝降的亲笔信后，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国民党内部抓内鬼抓得极严，汤恩伯生怕被自己手下那些保密局的特务察觉，更怕一旦事发自己会被诛连。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挣扎，他转头就把这封堪称“大逆不道”的信件当成筹码，直接上交给了蒋介石。
陈仪就这样被自己最信任的老部下狠狠地摆了一道，从此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49年2月，陈仪被免职并软禁起来。到了1950年4月，他被秘密押解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的陈仪，其实已经成了一块极度危险的“烫手山芋”。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时，陈仪正是当时的最高军政长官。因为处理失当，他在台湾民间的名声可谓跌到了谷底，可以说是结下了切身之恨。
当陈仪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台湾各界群情激愤。据说不少当地人早早备好了石头、烂菜叶、臭鸡蛋甚至干牛粪，就等着陈仪被押赴刑场时，轮流守在必经之路上狠狠发泄一通积怨。
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局面下，让谁来监斩，用什么方式处决，成了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最终，蒋介石把这个烫手的差事交给了老将蒋鼎文。
蒋鼎文接下这个活儿，心里可谓五味杂陈。
他和陈仪算是老相识了。当年两人在福建共事过，还一起推行过“新生活运动”。虽说当时因为军政权力的划分，两人没少起摩擦，甚至互相看不顺眼。陈仪自视甚高，觉得蒋鼎文不懂政治；蒋鼎文作风强硬，觉得陈仪手段莫测。两人结下了不少恩怨。
但在此时此刻，抛开昔日的政见不谈，到了这生离死别的最后关头，面对昔日同僚即将成为枪下之鬼，蒋鼎文心里生出了一种难言的悲凉和恻隐之心。
蒋鼎文和同僚顾祝同紧急商量了一番，当即决定对陈仪实行秘密处决。这自然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同时也是蒋鼎文想给这位老对手、老熟人留下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
为了办好这桩丧事，蒋鼎文确实费了不少心思。他特意精心挑选了几个士兵，让他们事先到台北市郊的竹林深处挖好了一个大坑。他还专门寻摸了一口散发着香气的大号老樟木箱子，准备用来给陈仪收殓遗体。
时间拨回到行刑前夕的牢房里。
蒋鼎文特地来到狱中，看着终日如老僧入定般沉默的陈仪，忍不住凄然地问了一句：“公侠先生，请问还有什么事情要交待？”
面对终局，他没提任何关于财产或者亲属的私事，只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他希望能体面地走。
蒋鼎文满口答应。他特意嘱咐士兵，不要给陈仪穿那种破败不堪的囚服，更不要上冰冷的脚镣手铐。他让人打水给陈仪沐浴更衣，让他照着镜子整理仪容。最终，陈仪穿上了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系着花色领带，戴上一顶黑色礼帽，犹如要去赴一场严肃的宴会。
面对蒋鼎文派人端来的美酒佳肴，陈仪直接拒绝了。他早就做好了心里建设，不想拖泥带水，只想痛痛快快地结束这一切。
当全副武装的士兵将陈仪押赴新店碧潭的刑场时，蒋鼎文立正站好，按照军人的最高规格，向陈仪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夹杂着对那个复杂时代的无声叹息，也是两人此生最后的告别。
行刑前的最后一刻，军法官例行公事地问他：“对你的亲人子女，还有什么话要说？”
陈仪沉思片刻，回答得很果断：“没有。”
紧接着，他说出了一句震人心魄的遗言：“我人死，精神不死，我流的血，是替京沪杭一千八百万同胞流的血。”
坦坦荡荡，他直接承认了自己当初通共是为了保护百姓免遭战火的初衷。说完，他俯下身子，向行刑士兵提了最后一个要求：“向我的头开枪。”
保密局那边早就下达了死命令，为了保留陈仪完整的面容，不允许打头，必须从背后开枪。行刑士兵朱国瀛从背后连开两枪，陈仪重重地摔倒在地，四脚朝天。一名叫刘学仁的特务见状，赶紧冲上前去又补了一枪，这才彻底结束了陈仪跌宕起伏的一生。
事情到这还没完。在处理后事时，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悲凉插曲。
蒋鼎文费尽心思找来的那个大樟木箱子，虽然又深又宽，唯独长度短了那么一截。陈仪那高大的身躯，怎么也平放不进去。当时正处荒郊野外，再去换箱子显然来不及了。
蒋鼎文站在一旁，看着老同事的遗体，无奈地念叨着：“公侠先生，对不住了，我只能这样了。”最终，士兵们只能把陈仪的身躯硬生生弯曲起来，躬背塞进了樟木箱，用最快的速度掩埋在了竹林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