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曾任市委副书记的叛徒被捕。在处决前，他突然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请求：把尸体扔到荒郊喂野草，不要墓碑，不留姓名。

信源：《红岩春秋》（重庆市党史研究室/2021）

把时间往前倒几年，冉益智这名字在重庆地下党里，那是响当当的存在。

他是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手里攥着整个西南地下网络的命根子。

几千号人的联络名单、接头暗号、潜伏地点，全在他脑子里。

那时候谁见了都得尊一声“冉书记”，觉得这人稳重、可靠，是个干大事的。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被组织评价为“立场坚定、能力出众”的冉书记，后来成了插向自己人最狠的一刀。

这人的底色其实早就露过馅。

早年间他在酉阳老家，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干事，还管着《党政周刊》，专门写文章骂共产党，笔锋毒得很，是远近闻名的反共急先锋。

后来卷进当地两大家族的械斗，站错队被抓进重庆监狱。

巧的是，狱里关着个硬骨头女党员钱瑛。

冉益智在监狱里那是演技大爆发，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迫害的进步青年，天天跟钱瑛痛斥时局黑暗，表达对革命的向往，说得那叫一个诚恳。

钱瑛哪见过这阵仗，以为捡着个宝，出狱后硬是保着他入了党。

这哪是投身革命，分明是混进革命队伍里找避风港。

进了党之后，冉益智把“演戏”这门手艺磨得炉火纯青。

他改名叫张德明，在万县、达县一带工作，表面上是吃苦耐劳的地下工作者，实际上心里那本账算得清清楚楚。

他带着老师罢教，逼当局涨工资，立了功，组织上更信任他了。

他平时最爱教育年轻同志，说什么“被捕了要坚贞不屈，砍头只像风吹过帽子”，说得大义凛然，听得旁人热血沸腾。

可他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身皮不过是护身符，真要动真格的，这身皮第一个扔。

1947年他调到重庆，坐上了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位子，这下手里掌握的情报，够把整个西南地下党连根拔起。

那时候《挺进报》办得红火，江竹筠负责发行，很多骨干都是冉益智亲手发展的。

可这人有个毛病，贪功又惜命。

1948年4月，《挺进报》出了问题，市委书记刘国定先叛变了。

这刘国定也是个软骨头，一进去就把李忠良供了出来，李忠良又把余永安咬了出来，最后线索顺藤摸瓜，摸到了冉益智头上。

冉益智被捕那天，特务还没来得及动刑，他就已经把底裤都脱了。

他不仅指认了刘国定的身份，还像倒豆子一样，把沙磁区、北碚区的组织情况，许建业的工运系统，川东工委的联络点，一股脑全倒给了特务。

他靠出卖同志换了个少校军衔，可一看刘国定靠卖广安的组织换了个中校，立马就急眼了。

这俩叛徒在监狱里较上了劲，跟菜市场讨价还价似的，看谁卖的情报多，谁换的官大。

冉益智为了压过刘国定，把剩下那点压箱底的名单也全卖了，最后也混了个中校，当上了保密局西南特区的专员。

这人坏就坏在，他不仅卖情报，还把怎么抓地下党的方法也教给了特务。

他以前是搞组织的，最懂地下党的运作规律。

他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反共文章，还去特务训练班讲课，把“如何识别地下党”、“如何破坏联络网”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那些刽子手。

江竹筠在万县被捕，特务能精准定位，背后就是冉益智的指点。

江竹筠在渣滓洞受尽酷刑，竹签钉进指甲缝，硬是半个字没吐，可把她送进地狱的，恰恰是她曾经信任的“冉书记”。

冉益智和刘国定这两个叛徒，联手把重庆地下党折腾得够呛。

大批党员被捕，关进渣滓洞、白公馆。

狱中的同志们含着血泪写下《狱中八条》，里面专门点了冉益智的名，说这人“理想信念根本不牢，平时伪装积极，关键时刻叛变投敌”。

这话真是一针见血。

冉益智那十年“革命生涯”，就是一场长达十年的真人秀，演技精湛，骗过了无数同志，可一到生死关头，立马现了原形。

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没跑远，躲在北碚乡下。

他还心存侥幸，想找以前的“同志”解释解释，说自己那是迫不得已，想争取个宽大处理。

可他忘了，那些被他出卖的同志，有的已经惨死在监狱里，有的成了新政府的工作人员，谁还愿意搭理这个叛徒？最后他在街上被原保密局少将副区长李修凯认了出来。

这李修凯也是个聪明人，解放后主动自首想立功，看见冉益智，二话不说就扭送给了政府。

这场景真是讽刺，一个叛徒被另一个想立功的叛徒抓住，历史跟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1951年公审大会上，冉益智被判死刑。

他没喊冤，没上诉，只提了那个扔尸荒野的要求。

这要求听起来荒诞，细想却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和羞耻。

他知道自己对组织造成的伤害有多大，知道那些死去的同志在看着他，他知道自己没脸见人，连死后都不配拥有姓名。

江竹筠牺牲在重庆解放前16天，她没能看到胜利的那天，而冉益智多活了这几年，却活得连野草都不如。

后来《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身上就有冉益智的影子，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面典型。

冉益智最后被拖去刑场，枪响之后，他的尸体被扔到了荒郊野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