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治！回家！”
我妈猛地从治疗床上弹起来，消毒水的味儿瞬间被一声喊叫冲散。旁边那个刚毕业的小护士，端着托盘的手明显抖了一下，里面的棉签滚到地上。
这已经是下午了。上午还挺好，挂号，办住院，打吊瓶，她都安安静静地看着窗外。
中午，老孙买来的包子，她一口没动，只喝了几口粥，眼神直勾勾地，像在看一个陌生的地方。
可一进治疗室，人就彻底变了。
那个机器，要求躺足四十分钟。她躺两分钟，就要坐起来，坐起来又喊着要躺下，嘴里一直念叨，手在半空乱抓，就是不让那台冰冷的机器靠近。
整个治疗室，只听见她一个人的声音和仪器的嗡鸣。我只能一边按着她的肩膀，一边跟旁边几个束手无策的护士说“没事，没事”。
好不容易熬完治疗，回到病房，真正的硬仗才开始。
医生拿着单子进来，说要抽八管血做检查。话音未落，我妈“嗖”地一下把胳膊缩进被子里，像个受惊的刺猬，谁碰一下都不行。
医生、护士，轮番上阵，道理讲了一箩筐。她就一个姿势，抱着被子，摇头。
空气僵住了，病房里只剩下输液架上药水滴落的声音，一滴，一滴，砸在每个人心上。最后，医生看着我，叹了口气。
我走过去，拉开被子一角，看着她布满红疹、因为疼和痒而紧绷的皮肤。我说：“妈，咱就抽两管，行不？抽完就回家。”
她没说话，眼睛看着我。
我拿起笔，在病历上写下“家属要求”，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护士拔针的手法，快得像一道影子。
晚上，我又推着轮椅带她在医院空旷的走廊里一圈圈地绕，直到九点多，直到她自己说“累了，想睡了”。
有时候觉得，照顾一个生了病、脑子不清楚的亲人，不是说你得为她做什么，而是你得替她决定，什么可以“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