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的独立团有多厉害，看看他的10个连长就知道了。
叶挺独立团共有2100余人，下辖三个营，每营下辖三个连，再加上团部直辖的机枪连，共有10个连的编制。


叶挺独立团最容易被说得发亮。
二千一百余人，十个连，北伐打出“铁军”名号。话一亮，人的位置就容易被盖住。这个团硬不硬，先别急着看牌匾，也别急着排将星，往下看一层，看连长。

连长离团长不远，也离士兵不远。他接得到命令，也接得到伤亡。
团部说向前，他要把一百多人拢住；营压上去，他要知道哪一排还能动，哪挺枪还能响。士兵怕不怕，队形散不散，旧军队那些打骂、吃空饷、临阵缩脚的毛病还能不能冒头，许多时候就卡在连长身上。这个位置没有多少光彩，白天是口令和队形，夜里是人数、枪支和伤号，到了火线上，又变成谁先站出去的问题。

1925年11月21日，这支队伍在广东肇庆成立。
起初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1926年1月改称第四军独立团。

人不满三千，架子却搭得很紧。

三个营，每营三个连，团部直属一个机枪连，合起来十个连。
团里设党支部，下辖六个党小组，排以上干部任免和人员补充，都由中共广东区委掌握。这一套并不神秘，辛苦得很。上午讲课，下午操练，晚上还要评队列。

枪擦得不干净，队伍走得不齐，连里有人犯旧毛病，连长都逃不开。
很多命令到了团部是几行字，到了连里就变成饭前点名、枪械检查和夜里集合。

这几项安排落到纸上平平，落到队伍里就带刺。当时不少部队仍靠旧式军官压人，兵跟长官像跟东家，发饷、派差、打骂，一层压一层。独立团要换一套办法，政治课、军事课、操练、纪律一起压下来。连长最难躲。他不能只会喊口令，还得把一群来路不同的青年、工农积极分子、黄埔出身干部，拧进同一个连。

十个连长的名字一摆出来，热闹不起来。
一连莫奇标，二连吴兆生，三连高超，四连卢德铭，五连刘光烈，六连袁也烈，七连张伯黄，八连李海涛，九连胡焕文，机枪连练国梁。

名字短，位置重。
每一个连长下面，都不是抽象的一连、二连，是要吃饭、行军、背枪、流血的一百来号人。

1926年5月20日，独立团从广东先行北上。北伐还没正式誓师，它已经出了营门。队伍从广州经韶关入湖南，过郴州、永兴，向湖北方向推进。路上不是一张地图往前挪。山路、雨水、病号、粮弹、脚底水泡，都要跟着走。连长白天带队，夜里收拢，遇到敌情就把兵分到各处。命令写在上面，成败压在下面。

打到泗汾桥一带，二连连长吴兆生、九连连长胡焕文牺牲。
到了武昌城下，伤口更大。一连连长莫奇标、三连连长高超、八连连长李海涛、机枪连长练国梁，也倒在攻城作战里。十个连长，北伐途中损失过半。一个团若只是靠声势撑着，连长层这样被打穿，很快就会乱。独立团没有当场散架，这才可怕。

武昌城不能用“攻克”两个字带过去。
城墙还在，火力还在，梯子和枪弹都要有人送上去。第一营营长曹渊也牺牲在这里，年仅二十四岁。营长倒下，连长倒下，排长补上，队伍还得往前挪。很多战功写到团一级就停了，可血往往先流在连一级。

后来“铁军”二字落到第四军身上，汉阳兵工厂做了一块铁盾牌，正面刻着那两个字。叶挺代表第四军接过它。牌子是硬的，拿在手里也有重量。可独立团当时更重的东西，是那些补不上来的空缺。

铁盾牌能被人看见，缺掉的连长看不见，只在队伍重编时露出一块空。

还活着的人，也没有退到安稳处。
卢德铭从四连连长的位置走出来，后来参加秋收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队转移途中牺牲在江西芦溪一带。刘光烈参加南昌起义，南下受挫后回湖北黄陂一带组织武装，黄安城作战中牺牲。张伯黄也参加南昌起义，随部南下途中牺牲。

他们离开独立团番号后，依旧被推到缺口处。

袁也烈活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曾是六连连长。这个活下来的名字，反倒让那张连长名单更冷。因为它把另一种可能摆出来了：如果莫奇标、吴兆生、高超、李海涛、胡焕文、练国梁这些人没有倒在北伐路上，后来的军队花名册上，或许还会多出几行。

独立团的硬度，没有靠每个人都变成传奇。
独立团能在很短时间里打出名声，靠这个窄口没有塌。上面的命令落下来，下面的人还能跟着走。

看叶挺独立团的十个连长，不必急着问谁后来官至何处。
他们在战场上被放在哪一层，更扎眼。团长可以被写进大事里，营长和连长却常常被火线迅速消耗掉。独立团的硬度，被这种消耗压了出来。

武昌城下，队伍还往前。连长一栏，有的名字已经空了。
下一仗点队伍，仍要有人把一个连带走，领到桥头、城墙、街口，领到枪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