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溥仪与婉容在颐和园携手外国友人合影，婉容神情娇羞令人难忘！
1909年初秋，北京正阳门外的贝满女校里传出稚嫩的英文诗朗诵声，16岁的郭布罗·婉容正举着课本，脸上写满好奇。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曾任内务府大臣，家中早早请来美国传教士教外语，请宫廷乐师教钢琴，小小年纪的她已能用英文自称“伊丽莎白”，在旗人贵胄圈里格外惹眼。
这份洋气却是把双刃剑。贵族圈子里钦羡她的优雅，也窃窃私议“新学女郎离经叛道”。婉容并未理会，在幽深宅第里，最爱做的事是拿着画笔临摹《仕女图》，而后悄悄把裙摆改短一寸，幻想有朝一日去巴黎看塞纳河。
命运很快拐了个弯。1922年春，紫禁城忽地发出选后懿旨，端康、敬懿两位太妃各推心腹少女，明争暗斗。溥仪被软禁于红墙深处，皇后之选既象征晚清余脉，也关乎两宫权势。最终，他在十几张照片上漫不经心地画了圈，婉容中选，文绣退居淑妃。

选后那天午后，寿康宫里一片寂静。太监捧上照片，端康太妃轻声嘀咕：“模样要端庄。”敬懿太妃却压低嗓音，“还得懂西礼，免得在洋人面前丢脸。”宫墙之内，女性的身份与政治筹码瞬间等值，婉容的人生从此拐入另一条街巷。
12月1日，紫禁城张灯结彩，贡道铺着几十里红毡。婚礼奢华到极致：金书玉册、九龙灯海、军乐队奏起《君旗进行曲》。溥仪略显局促，婉容却镇定自若，流利地用英语向宾客致意，西服笔挺的外国使节微微点头。早年的课堂训练，此刻成了她唯一能握在手中的镇定剂。

新婚伊始，皇后与皇帝曾尝试为生活添些新颜色。两人推着德国小厂出的自行车绕着御花园打圈，偶尔挥拍打网球。溥仪请来教士夫妇做家教，每月二百大洋，教他们莎士比亚。夜深时，婉容会坐在紫檀书桌前写英文日记，似乎一切都在向着新世界延伸。
然而皇宫毕竟不是校园。溥仪的身体顽疾与帝制虚名的尴尬，使夫妻间始终隔着一层薄雾。内务府裁减经费，太监被遣散，宫禁愈发沉闷。婉容的困顿先从失眠开始，继而转向鸦片。一管细长的烟枪，将她的清醒与自由一点点吞噬。赵荣升太监天天候在旁，手里捧着漆盒，神情木然。
1924年，冯玉祥一声令下，溥仪出宫。天津静园的洋楼、海河的汽笛声让这对昔日帝后短暂释放。婉容戴上她的鹅绒软帽，出入舞会上跳探戈，可每到深夜，仍难捱寂寞。三年后，文绣“再造自由之身”一纸诉状投向法院，外界轰然，宫内气氛骤冷，婉容的地位却并未稳固半分。

1932年，日本人搀扶溥仪在长春挂牌“执政”。对外号称大东亚共荣，对内却连洗衣女工都受宪兵监督。婉容被封“伪满皇后”，头戴宝冠，却需提前三天报备才能踏出寝宫一步。她的贴身宫女回忆：“娘娘每天不过两件事，要么发呆，要么吞云吐雾。”有人低声劝她戒烟，她苦笑：“如果没有这口烟，我只剩一口气了。”
冷宫两字，在长春被改造成更加冰冷的现实。宫里谣言四起，指责她与卫士有染，真伪难辨，却足够让日本顾问借题发挥，将她软锁在偏院。一次，日籍侍卫长低声命令：“皇后不得外出。”随侍宫人唯唯诺诺：“嗻。”从此十年，金锁生锈，病痛侵骨，曾经自信的少女彻底沉入黑暗。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溥仪匆匆登机逃往沈阳，半路被苏军拘押。婉容被弃在长春，随后转往临江。枪炮声、逃兵潮、疫病与饥荒夹杂，鸦片供应中断，她浑身战栗，情绪失控。八路军接管后，本着人道原则，将她安置在延吉监狱医护区，条件简陋，药品奇缺，她的肺病却一日重过一日。

1946年6月20日凌晨，狱医推开木门，房内一片寂静。值夜护士轻声问：“她走了？”“嗯，昨夜没撑住。”短短一句对话，为曾经的皇后画上句点。档案上寥寥几字：死于心力衰竭并发症，年三十九。
2006年春，清西陵的青松下，一方新甬道铺就，婉容的骨灰盒与溥仪并列下葬，石碑上刻“孝恪愍皇后”。没有乐队，没有赤帷，只剩山风穿过松针，呼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