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潮州与宝鸡两地虽相隔千里，但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通过比较可见，两地戏曲、器乐、民俗舞蹈、传统工艺、生活技艺、民俗节庆、饮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意涵与表现形态上既展现出诸多共性，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二者文化根脉同源于中原文明，而移民浪潮中的文化基因南传与官方教化中礼乐传统的延续，在中原文化的播衍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两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格呈现与审美取向上，展现出“北雄南秀”的显著差异。这一差异深刻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在地化”演进过程中，如何依托各自独特的社会语境、民俗传统与生态环境，持续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创造性转化，从而在不同地域空间中生成既具同源根基、又呈现异态分化的文化形态。

潮州倚韩江而面南海，乃岭南人文荟萃之地；宝鸡踞关中而望中原，系周秦文明发祥之所。两地虽相隔数千里，表面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然细察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脉络，便可发现二者皆孕育出兼具地域风骨与文化共性的艺术瑰宝。潮州大锣鼓之铿锵与宝鸡威风锣鼓之雄浑，潮州麦秆画之精巧与宝鸡麦秆贴画之朴拙，风格上虽呈“北雄南秀”之别，骨子里却流淌着相似的文化血脉，生动演绎了传统与当代之间的交融共生。

近年来，跨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成果已初具规模。例如，段子勇对江西、湖北、福建三地自然门武术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赵诗杨从法律保护的视角比较了云南与贵州两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孙琦则聚焦于中俄两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异同；此外，钱凯一围绕中、日、韩三国近现代漆艺的发展与传承展开了比较分析。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研究的视野，但其关注焦点多集中于不同地区在同类或整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与保护机制上，而对于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及其生成逻辑的比较分析仍相对薄弱，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就潮州与宝鸡两地而言，目前尚缺乏将二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系统性比较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考证与案例分析法，围绕宝鸡与潮州两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所呈现南北分野与共性传承展开比较研究。文章尝试论证，这种契合性与分野根植于三重文化纽带：其一，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并延续了中原文化基因的传承脉络；其二，历史上的移民迁徙活动构成了二者文化形态塑造与传播的重要动力机制；其三，独特的社会语境、民俗传统与生态环境，共同推动了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在地化发展。

一、技艺对望：潮州、宝鸡两地非遗形态的南北分野与共性传承

潮州与宝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初看之下风格迥异：前者以精巧细腻见长，后者以雄浑质朴取胜。然而，二者的核心技法和文化意蕴皆可溯源至中原文明，只是在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经由地方性的再创造，呈现出各具特色的面貌，共同构成了“同源异流”的文化景观。以下从戏曲、器乐、民俗舞蹈、传统工艺与生活技艺等维度切入，具体呈现两地非遗在南北分野中所体现的文化共源与传承脉络。

（一）戏曲：柔婉与豪迈的声腔传承

潮剧与秦腔，一南一北，虽形态殊异，实则同承周秦礼乐与唐代燕乐的文化基因。二者均以忠孝节义、历史演义为核心题材，在锣鼓伴奏形式、角色行当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只是在长期的地域文化浸润下，逐步形成了差异化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取向。

潮剧以闽南语潮州方言为演唱载体，唱腔婉转悠扬、清丽细腻，旦角身段轻盈灵动，生角唱腔于苍劲中蕴含柔和。剧目多取材于潮汕民间传说与才子佳人故事（如《荔镜记》《苏六娘》），舞台布景精致华美，集中体现了岭南文化含蓄婉约的审美特质。秦腔作为西北梆子腔的鼻祖，以关中方言演唱，唱腔高亢激越、雄浑粗犷，“吼秦腔”的艺术表现方式极富张力，武生把子功、老生髯口功各具特色。剧目多聚焦历史战争与英雄传奇（如《三滴血》《火焰驹》），舞台呈现简约大气，彰显黄土高原的豪迈气魄。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从声腔传播角度考察了南北戏曲的交流融合，刘正维《民族民间音乐概论》则从音乐形态学视角剖析了南北方音乐的风格差异，为理解两地戏曲的同源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

（二）器乐：锣鼓艺术的南北对话

潮州、宝鸡两地均拥有极具代表性的锣鼓乐种。潮州大锣鼓与宝鸡威风锣鼓皆源于中原祭祀礼乐，核心功能均聚焦于节庆祈福与社群联结，但二者在乐器形制与表演风格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潮州大锣鼓以打击乐为核心，辅以唢呐吹奏，鼓点密集如骤雨，锣声清亮似鸣金，经典曲目《抛网捕鱼》《双咬鹅》生动再现渔家生活场景。表演中鼓手引领乐队进退开合，队形变化丰富，洋溢着岭南文化的灵动与热烈。宝鸡威风锣鼓作为周秦礼乐文化的遗存，鼓身硕大、锣钹厚重，演出阵容动辄数十上百人，鼓点沉稳如黄土地脉搏，锣声雄浑似关中劲风，《秦王破阵乐》等曲目重现古战场的恢弘气势。表演者身着传统服饰，动作刚劲粗犷，彰显西北民族的豪放特质。

（三）民俗舞蹈：英歌舞与陈仓高跷的刚健传承

潮州英歌舞与宝鸡陈仓高跷均为极具代表性的民俗舞蹈。二者皆源自中原祭祀与节庆仪式，核心功能指向驱邪纳吉、凝聚社群，但在表现形式上，一个急促刚健，一个高险粗犷，体现出南北地域文化的不同取径。

潮州英歌舞被誉为“潮汕大地的活化石”，起源于中原傩舞与军旅乐舞，相传是为纪念抗倭英雄戚继光而形成的固定表演范式。表演者面绘脸谱、身着五彩戏服，手持英歌棒（短木棍），以整齐划一的敲击动作配合刚劲有力的舞步，队形变幻如军阵推演，节奏急促明快，兼具武术的刚健与舞蹈的灵动。该舞蹈常见于春节、游神赛会等民俗场合，既彰显潮汕人崇文尚武的精神特质，又承载祈福禳灾、保境安民的民俗寓意。《潮汕民俗大观》详细记录了英歌舞与中原傩舞、军旅乐舞的传承关系，明确其源头在中原。

宝鸡陈仓高跷历史可追溯至周秦时期，脱胎于中原祭祀中的“逐疫”仪式，《宝鸡民俗志》对此有专门记载。表演者脚踩一米有余的木跷，身着传统服饰，扮饰历史人物、神话形象或农耕角色，动作粗犷奔放，擅长完成“单腿跳”“过障碍”“叠罗汉”等特技表演，在锣鼓节奏中奔走跳跃，场面热烈壮观，彰显黄土高原人民豪爽刚健的品格。其核心功能与英歌舞一脉相承，均为节庆助兴、祈福纳祥，是周秦时期集体仪式文化的活态传承。

（四）传统工艺：同源技法的南北审美分化

从麦秆画、泥塑到剪纸、木雕，潮州与宝鸡的传统工艺共享中原技艺的核心基因，但受地域资源禀赋与文化审美取向影响，形成了“精巧婉约”与“古朴厚重”的风格分野。具体可见表1：

（五）生活技艺：茶香与年俗的南北文化共鸣

在茶艺、木版年画等生活技艺类非遗项目中，亦可窥见潮州与宝鸡两地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微妙的文化关联。这些源远流长的传统技艺，不仅是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更在技艺流变、审美取向与精神意涵的交汇中，折射出两地非遗之间潜在的联系与文化脉络。

潮州工夫茶秉持“和、敬、精、乐”的茶道精神，从选茶、择水到冲泡、品饮均遵循严苛规范。凤凰单丛为首选茶品，“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等斟茶手法极具仪式感，是潮汕人维系人情社会的重要纽带。宝鸡罐罐茶则承载着黄土高原的质朴气息，以炭火炙烤瓦罐、翻炒茶叶为制作特色，茶汤浓烈醇厚，常搭配馍馍、麻花等小吃食用，不拘礼节、随性自在，是关中人日常闲话家常的生活方式。二者虽表现形式迥异，却均以茶为媒介，传承“以茶睦邻”的中原饮食伦理。

潮州木版年画线条细腻、色彩清雅，题材多为门神与吉祥图案，套印工艺精巧，为岭南新春增添雅致喜庆的氛围。宝鸡凤翔木版年画造型夸张、色彩浓烈，题材涵盖灶王形象、戏曲故事，历史可追溯至唐宋时期，是西北年俗文化的鲜活符号。两地年画均源于中原岁时祭祀传统，核心功能皆为驱邪祈福与年节装点，体现了两地民间艺术在信仰表达上的深层共鸣。

（六）民俗节庆：集体仪式中的共根性文化传承

以春节、中秋节为代表的中原传统节日，在潮汕与关中地区均受到高度重视，成为两地民众共同遵循的节庆体系。潮州的游神赛会以抬神巡游、锣鼓伴奏、潮剧表演为主要表现形式，村民通过焚香祈福、沿街欢庆等行为，在集体参与中强化了宗族认同与地域归属感。与之相呼应，陕西宝鸡的陇州社火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狂欢节”，表演者身着古装、面绘脸谱、脚踩高跷，扮演历史人物与神话形象，走村串户，将节庆的喜悦与仪式的神圣融为一体。陇州社火并非单一表演形式，而是融合了脸谱、车社火、高跷、马社火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

尽管两地民俗节庆的表现形式各具地方特色，但其深层结构存在显著的文化同源性。首先，潮汕游神赛会中所使用的脸谱谱式，与宝鸡地区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人像面部彩绘纹饰之间存在潜在的文化基因关联，暗示着两地仪式表演在视觉符号层面的历史延续。其次，二者均根植于上古至周秦时期的祖先崇拜与祈福传统，以集体参与为基本机制，通过身体实践与象征仪式不断强化社群内部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值得指出的是，2024年12月，“春节”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潮汕游神与宝鸡社火作为春节年俗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实践，共同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持久活力与地方适应性。

（七）饮食文化：南北风味中的同源伦理

潮州菜作为粤菜的重要分支，以“清鲜淡嫩，巧烹善炖”为其风味特征，强调食材本味的呈现。白粥杂咸、牛肉火锅、潮式卤鹅等经典菜品，不仅构成了潮汕人的日常饮食结构，更承载着代际相传的生活记忆与文化认同。相比之下，宝鸡地区以面食为核心的饮食体系，如岐山臊子面、擀面皮、豆花泡馍等，风味厚重，体现出黄土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农耕文化背景。

两地饮食虽然在口味、技法与食材选择上表现出显著的南北差异，却在文化逻辑层面共享着源自中原传统的“应节而食、敬祖祀神”的饮食伦理。具体而言，潮汕地区常见的红桃粿、鼠壳粿等食品，往往在祭祖、敬神等仪式性场合中扮演重要角色，既是供品，也是家族团聚与信仰表达的媒介。而在宝鸡地区，馍馍、面条等主食同样频繁出现于节庆祭祖与岁时仪式之中，作为向祖先表达敬意、祈求庇佑的物质载体。由此可见，无论是潮汕的粿品还是宝鸡的面食，二者均以饮食为媒介，在日常生活与仪式实践之间建立起持续的伦理关联，维系着对祖先的敬畏、对家族的责任以及对生活前景的祈愿。

综上可见，尽管潮州与宝鸡在地理位置上分属中国南北两地，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各异，但两地戏曲、器乐、民俗舞蹈、传统工艺、生活技艺、民俗节庆、饮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意涵与表现形态方面既展现出诸多共性，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这种既相通又相异的格局，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共性与地方性重构之间的张力与融合。

二、同源之根：中原文化基因的跨地域遗存

潮州与宝鸡两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呈现出的文化共性，其深层根源可追溯至二者共同承载的中华文化根基。下文以传统纹样为切入点，从纹样类型、符号体系与工艺载体三个维度，具体展示两地文化同源性的实物证据。

（一）周秦青铜纹样的南北传承

宝鸡作为周文化的核心区域，出土了大量承载礼乐制度的西周青铜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窃曲纹等纹样体系，不仅是装饰语言，更是礼乐文明的符号编码，体现出“纹以载礼”的秩序观念。

何尊、丰邢叔簋等代表性器物，正是这一纹样系统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源自关中平原的青铜纹样，在远离周原的潮汕地区传统工艺中得到了广泛而持久的复用。例如，潮州木雕、嵌瓷、潮绣中频繁出现的云雷纹、回纹，常作为底纹或边饰出现；潮式祠堂梁柱上所饰的“积锦纹”，由尖螺、圆螺、如意螺连续回环构成，其构形逻辑与西周青铜器纹样如出一辙，呈现出高度一致的视觉节奏与空间秩序。学术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技术传承：潮绣“彩眉”的纹样构成与河南庙宇平绣技法同源，显然是中原刺绣技艺南传之后，在与地方审美融合过程中逐步发展出立体绣法的地域变体。由此可见，宝鸡青铜纹样可视作周秦礼乐文明的“原件”，而潮州工艺对它的沿用与再造，则是“礼失求诸野”这一文化传播规律在工艺美术领域的生动体现。

（二）唐代工艺纹样的南迁封存

唐代关中地区作为盛世文明的中心，燕乐、织锦、金银平脱等工艺高度发达，卷草纹、联珠纹、宝相花等纹样体系成为时代风尚的标志。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工艺纹样的最高成就。这些盛唐纹样并未随时代变迁而湮灭，反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潮汕地区得以系统保留。潮绣至今沿用唐代盘金绣、平金绣技法，其宝相花、卷草纹等典型纹样，与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绣品高度吻合，被学界公认为盛唐工艺遗风的“活态化石”。此外，潮州抽纱工艺早期以卷草纹、花卉纹为核心题材，其对称连续的构图范式，也与关中唐代织锦纹样一脉相承。可以说，潮汕地区成为唐代工艺纹样的“文化飞地”，在纹样形态与技术体系两个层面上，保存了中原唐代工艺的核心基因。

（三）吉祥符号系统的共通性

宝鸡与潮州两地传统工艺不仅共享纹样形态，更承载着源自中原的祈福观念体系，其吉祥符号系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宝鸡地区，社火脸谱中广泛运用日月纹、火纹、旋涡纹，以视觉象征传递驱邪纳吉的寓意；剪纸、瓦当、砖雕中则常见云纹、葵纹与“暗八仙”图案。与之相对，潮汕剪纸、潮绣多用“蝠（福）、鹿（禄）、鱼（余）、石榴（多子）”等谐音寓意表达吉祥愿望，潮式建筑的悬鱼装饰常镌刻“五福临门”纹样，惹草构件上多饰以石榴图案。此外，“八吉祥”“暗八仙”等融合佛道文化的吉祥符号，在两地的工艺体系中均有广泛应用。这些现象并非各自独立的文化偶发，而是共同印证了中原民俗信仰体系在南北方之间的跨地域传播与稳定延续。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两地工艺纹样体系的同源性，下表从代表性载体出发，比较其形态特征与传承依据：

三、文化流播：中原文明的南迁与拓延

宝鸡与潮州地理上南北遥隔，然二者在非遗文化方面同宗中原文化基因，其间必有贯通南北的文化传播渠道，方能维系其文化基因的内在关联。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宝鸡与潮州之间的文化共鸣，并非偶然的相似性，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原文明向南北方向持续播迁的宏大进程之中。一方面，历代移民浪潮将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语言习俗、宗族制度与价值观念不断南传，使得潮州在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的同时，仍能承袭并发展出与关中地区相通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官方通过设学、祭礼、旌表等教化手段，主动推行儒家礼乐制度与文化规范，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社会对中原文化正统性的认同。移民所携带的民间记忆与官方所主导的制度传播，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叠加，共同为宝鸡与潮州之间文化同源的结构性关系奠定了历史伏笔。

（一）移民浪潮中的文化基因南传

宝鸡地处关中平原西端，为周秦故地与唐代京畿腹地，在彼时的文化版图中居于核心位置，是中原文明向周边辐射的重要输出端口。与之相对，潮州僻处岭南，五岭横亘其间，由此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与文化环境。然而，正是这一“阻隔”而非“隔绝”的空间条件，使潮州得以在远离中原文化中心的同时，系统性地承袭并稳定保存了中古时期南迁的中原文化元素，成为某种意义上中原文化的“活态封存地”。两地由此形成“南迁群体封存古制，本土文化持续演化”的分途发展格局：潮州因移民携带的礼俗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较少受到后世扰动，保留了中原文化的诸多原生形态；而宝鸡作为文化输出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持续与周边民族互动交融，其文化形态亦在多民族融合的推动下不断自我更新与本土化再造。

关于潮州保存中原古制的文献依据，可从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清代地方府县志乘及文人纪述中寻得系统佐证。《大明一统志》在述及潮州风俗时明确指出：“虽海滨遐陬，冠婚丧祭，悉遵典礼，蔼然无异于中州。”“遐陬”与“中州”的对举，突出潮州虽处边陲却在礼制实践上与中原无异。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潮州府志》援引北宋《陈尧佐集》所称“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充分肯定了中原文化在潮州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同时该书还引录了元人周伯琦《潮阳诗》的名句：“遗老衣冠犹近古，穷边学校久同文。”周伯琦于元至正年间任广东肃政廉访使，曾亲至潮阳巡视。两句诗分别从民间礼俗与官方教化两个维度，共同印证了潮州在宋元时期仍保有浓厚的中原古制色彩。晚清光绪年间纂修的《海阳县志》载：“祭皆遵古，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崇配食，重祭田。”明确表明了潮州宗族祭祀制度与中原古礼之间的承续脉络。

从移民史的角度审视，上述文化同源关系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等重大政治军事动荡，每一次都引发中原士族与平民的大规模南迁浪潮。据前人研究，以关中（含宝鸡）、河洛（河南）、河东（山西）为核心区域的中原先民，沿“中原→江淮→赣南→闽→潮州”的路线梯次南迁，将周代的礼乐制度、秦汉的行政体系、唐代的雅乐声腔等核心文化元素携入岭南。正是这多次递进、持续数百年的移民运动，构成了宝鸡与潮州之间文化同源的历史纽带，也为理解两地文化基因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坚实的史实基础。

（二）官方教化中的礼乐传统延续

唐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此次贬谪虽为韩愈仕途之低谷，却成为潮州文教兴起的关键契机。韩愈在潮虽仅八月，但其施政举措具有明确的文化传播自觉：一方面推行兴学重教，捐出俸银作为办学经费，荐举本地秀才赵德主持州学，其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申明“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将儒家德礼教化的落实系于学校教育这一制度载体；另一方面注重民俗厘正，驱除鳄害、释放奴婢，以实际政令扭转地方陋习。韩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陈明其治理思路，虽以谢恩陈情为主旨，但文中“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圣威武慈仁，子养亿兆人庶，无有亲疏远迩。虽在万里之外，岭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间”，实则隐含着以朝廷教化整饬边陲民风的施政意图。正是这一系列将关中与中原地区的儒家教化体系植入潮州社会的努力，为此后潮州文化格局的转变奠定了基石。韩愈治潮的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于当世政绩，更凝结为持久的象征性资源。潮人感念其德，将恶溪改称韩江，笔架山改称韩山，并于宋代由陈尧佐首创韩祠以祀之，韩江、韩山、昌黎路等文化地标由此成为中原文化南传的重要历史见证。此后，潮汕地区渐次形成“海滨邹鲁”的崇文风尚，与宝鸡所传承的周秦礼乐传统形成了南北之间的文化呼应。

韩愈之后，历代官员接续其兴学遗志，其中尤以北宋陈尧佐贡献卓著。咸平二年（999），陈尧佐因直言被贬为潮州通判，距韩愈贬潮已近一百八十年。陈尧佐抵潮后，系统推行文教政策，“修孔子庙，作韩吏部祠，以风示潮人”，将州学迁至金山之麓，“选潮民秀者劝以学”。其培养的林从周、许申、黄程等士子相继登第，开启了潮州科举入仕的新局面。陈尧佐离任后仍心系潮州，当获悉潮州举子王生及第时，欣然赋诗：“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海滨邹鲁”四字自此成为潮州文化自信的标识，历经千年而不替。

从更长时段的区域文化格局来看，中原文化在闽粤地区的播迁与沉淀，有着超越个体官员作为的结构性基础。《舆地纪胜》指出：“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此条史料揭示了福建漳州与广东潮州之间在风俗层面的高度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正是中原文化经由闽地梯次传入潮州的历史结果。明代王士性论及潮州地缘时亦云：“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从方言与风俗两个维度印证了闽潮一体的文化格局。换言之，韩愈、陈尧佐等人的兴学举措，并非孤立的文化输入事件，而是嵌入于“中原—闽—潮”这一更为宏大的移民与文化传播脉络之中，与持续数百年的北人南迁运动形成合力，共同塑造了宝鸡与潮州两地虽隔万里而文化同源的历史格局。

四、同源异流：潮州与宝鸡非遗文化的在地化与分野

潮州与宝鸡在非遗文化方面所呈现出的文化共性，根植于中原文明在长期历史演进中的播迁、融合与双向借鉴。然而，二者在非遗的风格表达与审美取向上，形成了“北雄南秀”的显著分野。这种差异充分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在地化”进程中，如何依据各自独特的社会语境、民俗传统及生态条件，持续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创造性转化，从而在不同地域生发出既同源又异态的文化形态。

宝鸡地处关中平原西隅，属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历史上长期为周秦文化的发祥与核心承载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地不断交融，形成了豪迈厚重的文化气质。正如戏曲史家周贻白所论，秦腔“其声慷慨，其气豪迈”，与西北地域文化性格密不可分。秦蓉芳进一步指出，宝鸡作为周秦文化发祥地，其非遗资源“真实记录和反映了农耕文明时代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道德观念”。这种农耕文明的深厚积淀，使宝鸡非遗普遍呈现出古朴厚重、雄浑大气的艺术风貌，如宝鸡社火、凤翔木版年画、西秦刺绣等，均以粗犷的线条、浓烈的色彩和强烈的节奏感传达出北地文化的原始张力。

相较之下，潮州地处粤东沿海，韩江三角洲水系发达，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此实现了有机融合，孕育出精致灵动的文化品格。廖奔、刘彦君在论述南戏诸声腔时指出，南方戏曲“唱腔婉转，格律精细”，体现了南方文化的细腻特质。潮州非遗，如潮剧、潮州音乐、潮州木雕、潮绣等，无不讲究细节雕琢与形式美感。潮州木雕中大量使用的“金漆”工艺，可能与宋元以降海上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与审美风尚密切相关。这种“奢”的视觉语言，与宝鸡青铜器素朴沉稳的“朴”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同样源于中原的“尚武”精神，在两地也呈现出迥异的演化路径。在宝鸡，尚武精神转化为社火表演中极具冲击力的“狂”，如陇州社火中的“血社火”“背社火”，以粗犷的动作、夸张的妆容和极具仪式感的暴力美学表达北地民间的生命张力。而在潮州，尚武精神则因明代抗倭海防与清代迁界移民的历史背景，演化为英歌舞中刚劲有力的“劲”与宗族间竞赛性的“竞”。英歌舞中的舞槌动作、队列变换及鼓点节奏，既是体能较量，也是宗族荣誉的象征，体现了潮汕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宗族结构与尚武传统的深度融合。两地非遗虽历经千余年分途演化，却始终保留了中原文化中重视礼序、崇尚刚健、强调集体记忆的核心基因，共同构成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共生格局。

五、余论：跨越山海的文化交响

潮州倚韩江而居，宝鸡踞关中而立，一山一海，相隔数千里。然而，透过非遗文化这扇窗口，两地之间却展现出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根植于中原文明的南迁播衍，强化于历代官方礼乐教化的推行，活化于两地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

从历史维度审视，无论是非遗技艺之间的遥相呼应，还是纹样符号中的同源遗存，两地非遗的共通性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层机理。历史上，移民浪潮将周秦礼乐、唐代燕乐等中原文化持续带入岭南地区，潮州因地理相对封闭，得以较为完整地保存中古时期中原文化形态，堪称“活态博物馆”。而宝鸡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与输出地，在多民族交融进程中不断推动自身文化的本土化再造。这种“同源异流”的演化路径，既是地理环境与经济形态差异使然，更体现了文化自身的适应性与创造力。

从现实维度观之，两地非遗的差异化发展亦为文化产业协作提供了现实可能。潮州可借鉴宝鸡在非遗场馆建设、生产性保护及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实践经验，而宝鸡亦可从潮州在数字化传播与品牌化运营方面的探索中获得启示。“和而不同”既是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也是区域文化产业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根基。在非遗传承与创新的时代进程中，两地文化正以新的形态焕发活力，使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交响持续回响于中华大地。

综上所述，两地非遗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文化传承中的普遍规律，也能深化对文化在地化机制的理解，展现文化在流动与扎根之间的双向互动与动态演化。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非遗自身生命力的延续，也为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对话与协同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暨南大学联合设立“潮州文化研究专项”（项目编号：GD22CZZ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婷，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张盈盈，暨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和法学与知识产权学院双学士学生

参考文献：

一、古籍文献

[1]（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九广东布政司[M].明弘治十八年建阳慎独斋刻本.

[2]（清）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M].清光绪十九年重刊本.

[3]（清）卢蔚猷修，吴道镕纂.（光绪）海阳县志・卷七舆地略六・风俗[M].清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4]（宋）王象之。舆地纪胜[M].赵一生，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5]（明）王士性。广志绎[M].吕景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唐）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刘真伦，岳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二、专著

[8]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二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9]刘正维。民族民间音乐概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赵农。民间艺术概论[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11]方烈文。潮汕民俗大观[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12]赵德利。关陇社火艺术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3]深圳博物馆。周邦肇作：陕西宝鸡出土商周青铜器精华[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14]杨坚平。潮绣抽纱[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6]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7]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三、期刊论文

[18]赵诗杨。云贵两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比较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9(9).

[19]孙琦。中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较[J].学术交流，2015(11).

[20]王晓丽，苏淡萍。潮汕游神赛会民俗旅游开发初探[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1(22).

[21]陈喜炜。陕西民间剪纸中的道文化[J].百花，2021(10).

[22]降波。凤翔周家大院砖雕艺术探究[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7(5).

[23]曾军伟，蒋婷。潮州木雕文化演变的特征、路径及其动因研究[J].今古文创，2025(44).

[24]赵宏，徐娟，马涛。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西秦刺绣产业化保护路径研究[J].天工，2023(32).

四、学位论文

[25]段子勇。江西、湖北、福建三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门武术传承与发展的调查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22.

[26]钱凯一。中、日、韩近现代漆艺的发展与传承比较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27]李珍。从艺术史的视角看陇州社火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D].西安：西安音乐学院，2024.

[28]施晓凤。潮绣图案艺术风格研究[D].广州：广东工业大学，2017.

五、报纸文献

[29]秦蓉芳。文旅融合背景下宝鸡非遗保护传承路径研究[N].文化艺术报，2024-09-18(3).

六、论文集析出文献

[30]许卫红，董卫剑。宝鸡市陈仓区宁王村遗址调查简报[C]//秦文化论丛：第1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31]陈奕敏，吴姗燕，张芷莹。潮州市非遗文旅融合发展研究：现状、挑战与赋能模式.

[32]章牧，郭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以广东潮州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