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阎红彦发现八旅的纪律不好，严肃地指了出来，旅长马忠全不但不接受批评，还和他吵了一架。阎红彦在原则上决不让步，把情况告诉了纵队司令员陈锡联。陈锡联非常气愤，就报告了刘邓首长。结果马忠全被撤职。阎红彦知道后，心里过意不去，说部队纪律不好，我这个副政委也有责任，马忠全能打仗，不该撤他的职。


阎红彦这股劲，不是当了将军才有的。
他一九〇九年生在陕北安定瓦窑堡。那地方风硬，土也硬，人要活下去，嘴里少有漂亮话。一九三三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处境艰难，队伍往哪里走，成了难题。张北一带开会时，阎红彦主张把一部分队伍带往陕北，同红二十六军靠拢。陈伯达不赞成，还给他扣上“大西北主义”的帽子。阎红彦听不进去，当场争了起来。

那一次，他没有占到便宜。会后有人要他检讨，他不肯，职务被撤，去司令部“休息”。按世故一点的人看，这叫不懂转圜。可把后来的事连起来看，阎红彦一辈子就是这么个路数：路看准了，哪怕眼前有墙，也要上去拍两下，问一句，凭什么？

到了云南，他碰到的不是枪炮，而是饭碗、工分、猪圈、山林、社队规模这些碎事。碎吗？一点不碎。老百姓一天吃几顿，食堂浪费不浪费，耕牛归谁管，山林谁负责，哪件不是实打实的日子。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六日以后，阎红彦到思茅一带调查，又参加普洱、景谷的会议，找干部谈，也找社员听。五月十日，他在弥渡写了一份报告送给毛主席。

报告说得很朴素。社队偏大，山区应多考虑村寨实际；公共食堂浪费、平均主义、影响家庭副业，群众怨气重；五保户和困难户要照顾，可不能强求一律；耕牛、大农具归生产队，更能让人上心；山林权属说不清，管理就会乱。这些话不花哨，像刚从泥地里拎出来，还沾着水汽。

当时谁敢轻易碰公共食堂？不少人替他捏汗，劝他稳一点。
阎红彦偏不愿装糊涂。他说，不了解情况办错事还能原谅，明明知道不对，还只想着个人得失，那就是品质问题。毛主席看了报告，作了批示并转发。这不是阎红彦会说漂亮话，是他把基层那口闷气带上来了。

一九六二年，云南省委又出了一个很扎眼的文件。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一些地方那种单干风，也没有严重的生产、生活、市场混乱，不必照搬某些运动式提法。他向邓小平说了情况，邓小平支持按云南实际办。文件传出去后，压力也来了。

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点名批评他。
彭真到云南调查后认为，主要是文字表述不妥，检讨一下就行。

这事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就学乖了。阎红彦没有。他不是爱顶牛，而是觉得地方工作不能靠空话撑着。人要吃饭，边疆要安稳，干部要能办事。若连这个都不敢讲，办公室里再热闹，田埂上还是冷的。

一九六六年秋，阎红彦在北京开会。
有人拿淮海战役说事，硬说邓小平当年动摇，想撤。阎红彦听了就顶回去，说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他怎么不知道。回到昆明，风已经刮得更急。有人逼他表态，问他赞成谁、打倒谁。他不肯随口乱说。批斗、辱骂、不给吃喝，都压到他身上。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昆明军区大院被冲击，机要楼也受到威胁。阎红彦听说后血压上来，非要去现场讲话，劝人退出去。身边人死死拦住他，说局面太乱，不能出去。
当天下午五点，秦基伟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送到小麦峪。那里离昆明约十公里，是省军区的秘密基地。

可阎红彦哪能安静下来。五日清晨，他没顾上吃饭，又催秘书和司机进城。周兴劝他，说城里没有章法，你去了也找不到能说话的人。夜里，他还是进了城，看到省委办公楼插着旗，家门窗上贴着封条。到六日，他听说赵健民被绑着游街，眼泪一下掉下来。

七日，秦基伟本来说要来看他，阎红彦还让夫人准备米饭，说秦司令员是南方人。可晚上来的不是秦基伟，是秘书带来的纸条，说情况有变，秦基伟自己也不安全。北京那边，叶帅打电话问阎红彦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听说他的家已被抄，也只能叹气。
阎红彦在屋里走了几步，说叶帅也管不住了。

八日凌晨一点，陈伯达的电话打到云南，再转到小麦峪。电话那头话很刺，逼他出去见“群众”，说他躲着、胆小、当惯了老爷。阎红彦火上来了，顶回去，说陈伯达不能代表中央，还质问北京知不知道云南实际，地方机关被搞成这样，怎么领导。

电话挂断后，他去找周兴，说要立刻进城。周兴劝他天亮再说。

天快亮时，一队汽车冲进小麦峪，外面马达声、人声混成一团。门卫报告说人冲进来了。秘书曹贤桢跑进房间，连喊几声，没有回应。阎红彦已经走了，双手还紧紧攥着，像临到最后一刻，心里那股气也没有散。

后来有人不准给他开追悼会，可云南许多干部群众还是自发悼念。周恩来听完汇报，含着泪说阎红彦是好同志，在那样难的处境里，他还想着工作。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回北京。
八旅那次争吵早已过去很久，可他的性子没变，讲原则，扛责任，心里还装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