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亲定的接班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华国锋主席提出的两个凡是，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沿着毛主席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继续走下去，是指引中国革命的方向和路线！当时的人民都是很拥护的，感觉两个凡是是完全正确的！两个凡是的提出，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一九七六年秋天，华国锋接过的不是一把轻巧的椅子，而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毛主席刚刚逝世，国家上上下下还浸在悲痛里，许多干部观望，许多群众不安，谁都盯着北京的动静。

几个月前，四月三十日，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毛主席病体已重，提笔写下“慢慢来，不要着急”“你办事，我放心”。

到十月七日，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前一句像叮嘱，后一句像托付，后来被很多人反复提起，也不是没有缘由。

在那样的气氛里，“两个凡是”很快有了市场。

一九七七年二月，《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相关提法传遍全国。它听上去很硬，也很满，可当时不少人并不觉得突兀。局势才稳住，毛主席在人们心里的分量又极重，谁都怕口子一开，社会再起波澜。华国锋强调维护毛主席的决策和指示，既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情感上的照应。

说得直白些，那时很多人需要一根拐杖，哪怕这根拐杖后来证明并不适合走远路。
李鑫、汪东兴参与社论酝酿和修改，说明这并不是华国锋一人关起门来的念头，而是那个阶段高层稳定局势的一种共同思路。

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又谈到相近意思。社会舆论也多倾向拥护，尤其在毛主席刚离世不久，这种拥护带着很深的情绪底色。人心有时就是这样，风浪扑来，先想找块石头站稳，再去辨认脚下的路是否真的通向远处。

毛主席晚年对个人崇拜并不喜欢。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就要求少用“最高指示”“顶峰”这类拔得过高的说法。后来审阅纪念列宁的文章，又删掉那些过分颂扬自己的段落，觉得这类文字只会招人反感。第六次南巡时，他看见华国锋还佩戴像章，心里也不舒服，劝他不要再戴。

到了一九七五年国庆节，病中的毛主席谈到人的生死，直接指出“万寿无疆”是唯心主义。
几件事分开放，像零星火点；连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了，毛主席并不愿意被塑成不能触碰的神像。

这也让“两个凡是”显出复杂的一面。
华国锋想守住毛主席的历史地位，这份心思可以理解，可把维护推到绝对化，就容易走偏。毛主席留下的，不只是巨大威望，也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工作方法。

若把名字供得很高，却把方法放在一旁，事情就拧巴了。

后来华国锋自己承认，“两个凡是”说得太绝对，这份反思，不该被轻轻略过。它说明他并非完全不知问题所在，只是转身来得慢，也来得沉重。

一九七七年三月之后，华国锋不再频繁公开提“两个凡是”。七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政治生活开始松动。次年五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思想界像推开了一扇闷了很久的窗，争论随之而来。

话不好听，碰撞也激烈，可许多拖着不决的问题，终究需要拿出来经受检验。
华国锋并非没有感到这种变化，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承认“两个凡是”束缚思想，违背实事求是，自己应负主要责任。这句话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对过去判断的一次公开修正。

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重心开始发生明显转移。华国锋主持会议并讲话，新的历史路向由此展开。
若只把他定格在“两个凡是”上，便看不见他在转折期的另一面。

一九七八年三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他主持会议，长期压抑的科技界开始重新舒展筋骨。
八月，他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考察工厂和企业运转。那些企业设备未必更先进，规模未必更大，效率却更高，这给了他不小触动。他后来谈到，关起门来埋头苦干不行，先进技术要引进，产品也得放到国际市场上去接受检验。这样的话，已经不是死抱旧框框不撒手的口气。

还有一件事，也能看出他的行事底色。
一九七八年新年，他冒着大风前往唐山矿区。那里仍有塌方危险，身边人劝他在外面看看就够了，他还是坚持下井，想弄清矿工究竟在什么环境里劳动。

华国锋的性格里有厚重，也有迟缓；能稳局面，有时也容易顾虑过多。放在太平年月，这样的人未必显眼；放到大转折里，他的每一步都被放大，走慢了会被议论，走急了又可能失手。许多年后，华国锋住在北京西皇城根九号，院里种菜，屋里摆书，墙上仍挂着他与毛主席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