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赵一曼的肚子被敌人强行灌水，高高鼓起。敌人冷笑着拍了拍她的腹部，又灌下更多凉水。随后，他抄起一根粗木棍，狠狠地砸向那胀满的肚皮。她扛过了日军整整9个月、几十种酷刑，到最后身上白骨外露，多处炭化。但日本人没从她嘴里撬出半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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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2日凌晨，一列驶往珠河的火车在黑暗中穿行。

车厢里，一位遍体鳞伤的女囚向敌人要来纸笔，在颠簸中写下给儿子的绝笔信。

她叫赵一曼，本名李坤泰，时年三十一岁。

几小时后，在黑龙江珠河县小北门外，她高唱《红旗歌》，慷慨就义。

1905年，赵一曼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地主家庭。

与那个时代许多被束缚的女性不同，她接受了良好教育，并在身为中共党员的姐夫郑佑之引导下，阅读进步书刊，接触革命思想。

这颗种子在她心中生根发芽，促使她毅然走出封闭的家乡。

1926年，她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最早一批接受正规军事训练的女性之一。

严格的训练没有吓退她，反而磨砺了她的意志。

在黄埔，她不仅学到军事技能，更坚定了革命信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者的爱情，往往与时代浪潮紧密相连。

1927年，在组织安排下，赵一曼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那里，她遇到同为党员的陈达邦。

相似的理想与追求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于1928年结为夫妻。

不久，赵一曼怀孕。

当组织因国内斗争需要，调她回国时，尽管肺病未愈、孕期反应强烈，丈夫也极力劝阻，她仍毫不犹豫服从安排。

她安慰忧心忡忡的陈达邦：“离别是暂时的，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团聚。”

临别时，丈夫赠予她一枚戒指和一块怀表作为信物。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回国后，赵一曼将襁褓中的儿子“宁儿”托付给亲戚，自己则全力投入地下工作。

她与儿子的唯一联系，是一张在照相馆拍摄的合影。

此后，这位母亲将全部的爱与思念深埋心底，化作了对国家和民族更博大的情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

赵一曼主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

在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之间，她化名赵一曼，从一个文静的知识女性，迅速成长为令敌人胆寒的抗日将领。

她领导游击队神出鬼没，曾以两百人兵力击溃五百多名日伪军，被百姓和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密林女王”。

她的名字，成了插在日伪当局心头的一把尖刀。

1935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赵一曼所在的部队在黑龙江春秋岭被日伪军包围。

为掩护战友突围，她主动承担断后任务，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大腿骨被打断，昏死过去，不幸被俘。

日寇特务大野泰治为了获取抗联情报，对这位重伤的女政委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刑讯。

皮鞭抽打、烙铁烫身、竹签钉指、老虎凳、电刑……种种酷刑轮番上阵。

最残忍的是，敌人将辣椒水混合汽油强行灌入她的腹中，待其腹部高高鼓起，再用皮靴猛踩，用木棍猛击。

剧痛让她几度昏厥，又被冷水泼醒。

然而，任凭敌人用尽手段，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未曾吐露半点党的机密。

她的沉默，比任何呐喊都更让敌人恐惧和不解。

眼见刑讯无效，敌人将她送入医院治疗，意图等她伤势稍缓再行逼供。

在病床上，赵一曼依然没有停止战斗。

她向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的暴行。

她的坚贞与真诚，深深打动了这两位有良知的年轻人。

1936年6月，在他们的协助下，赵一曼成功逃出医院，奔向游击区。

可惜，在距离目的地仅二十里处，由于伤势过重、行动缓慢，他们再次被敌人追上。

出逃失败，赵一曼被重新投入魔掌，而帮助她的董宪勋和韩勇义也遭受了残酷报复。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

敌人知道从这个“女共党”口中再也得不到任何东西，决定将她处死“示众”。

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预感到生命终点，她唯一放不下的，是那年幼的儿子。

她向押解人员要来纸笔，用受伤的手，艰难地写下那封后来感动亿万中国人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封信，直到近二十年后，她的儿子陈掖贤（宁儿）才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首次读到。

他在自己的左臂上刺下“赵一曼”三个字，让母亲的名字与自己的血脉永远融为一体。

赵一曼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一岁，但她的精神却穿越了时间。

（主要信源：原文登载于新华网 2021-08-02 11:11关于红色血脉——党史军史上的今天｜8月2日 抗日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