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总理在阎锡山为他准备的宴会上，看到一个人，立马变脸怒斥：你给我滚出去！你这个投降派、托派分子，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为什么会如此生气？这个人，又是谁呢？
1937年9月，太原表面上还是一座忙着布防、整编、联络各路人马的战时城市，空气里却已经有了山雨欲来的紧绷感。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晋，本是为促成更稳固的合作抗日，争的是民族生路，不是席间脸面。
也正因为如此，那场宴会上的突然翻脸，才格外耐人寻味：能让一向克制周全的周恩来当众发怒，对方绝不是普通旧识，而是一个曾在关键关头反复搅局的人。更让周恩来难以容忍的，是张慕陶不只是“有意见”，而是几次三番走到破坏统一战线的一边。

西安事变后，各方神经都绷到了极点，中共主张和平解决，是因为大家都明白，中国再也经不起一场内战。可张慕陶偏偏迎着火药桶煽风点火，鼓吹以战逼战，把本就脆弱的局面往悬崖边推。
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又对国共合作冷嘲热讽，把民族联合说成“投降”，这种说法看似激烈，实则是在替分裂开门。所以周恩来那一声“投降派、托派分子”，骂的并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对一种政治投机的公开审判。
阎锡山设宴，本想营造彼此可谈、彼此可用的气氛，可周恩来偏偏要当场挑破这层纸，因为有些人可以周旋，有些问题却不能含糊。面对日军步步进逼，中国最要紧的是把能团结的力量先拢住；谁还在这时候另起炉灶、挑拨离间，谁就不是“有不同意见”，而是在拆抗战的台。
他极少动怒，一旦动怒，往往意味着事情已触到底线。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最清楚什么时候该握手，什么时候必须翻脸。
对阎锡山，他讲合作；对摇摆力量，他讲利害；唯独对张慕陶这样反复越线的人，他不给任何暧昧空间。因为乱世之中，最伤人的往往不是明枪，而是披着“高论”外衣的离心与瓦解。
张慕陶后来的结局，也算把这场怒斥做了注脚。他既不为中共所容，也终究未被国民党真正接纳，兜兜转转，自以为比谁都清醒，最后却成了两边都警惕的人物。
他输就输在总想站在局势之外评点天下，却不肯把自己真正放进民族命运里。周恩来那天的怒火，不只是对一个旧人的失望，更是在战火将起之时，替中国政治划出一道极清楚的线：可以争论路线，但不能背离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