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邓公请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却说：要我回去可以，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   1991年5月29日，纽约曼哈顿，一间普通公寓里，两个加起来将近两百岁的老人，坐下来聊了整整三个小时，一个是吕正操，87岁，带着邓颖超的亲笔信，从北京飞了一万多公里来。   一个是张学良，90岁，在这座城市落脚还不到三个月，从台湾那边的长达54年的幽禁里刚刚走出来，门外的世界在等一个答案，那封信的意思很清楚：回来吧，大陆的门开着，张学良没有当场拒绝，但他把三个条件摆在了桌面上。   第一，别搞欢迎仪式，他说得平静，但这背后的精算丝毫不含糊，他太清楚自己这张脸意味着什么，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眼里的"叛将"，国共恩怨里的活化石，台湾那边刚刚放他出门，如果他转身就在北京接受高规格接待，李登辉的脸往哪儿搁。   他不是在提要求，他是在给所有人找退路，第二，身边的人要能自由进出，这句话听起来简单，装的东西却很沉，侄女张闾芝、私人医生、几个照顾他起居的旧部后代，这些人很多在台湾落了根，一家老小都在那边。   他要是回大陆，他们会不会被台湾方面找麻烦，他没有明说，但这层意思人人都懂，北京方面的答复干脆：特事特办，来去自由，第三，别安排他见不想见的人，这是最微妙的一条，东北军的老部下，有些人后来走了截然不同的路，见了面，说什么都是错。   更别提那些想借他名头做文章的人，他一辈子都在被人利用历史，晚年只剩这点主动权，不想再让渡出去，北京方面全部点头，邓小平和杨尚昆商量后给出的态度：可以，低调走走，保障自由行动，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邀请，没有条件，没有要价，只有一扇打开的门。   但张学良还是没有答应，他说：一动不如一静，吕正操临走时，他把人送到门口，顿了一下，说了句：等把美国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回去看看，这一等，就是十年，外人觉得奇怪，大陆已经把所有台阶都铺好了，他还在等什么。   可如果把这54年的脉络捋一遍，就会发现他的犹豫一点都不难理解，甚至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他扣押了蒋介石，逼出了抗日统一战线，事情解决后，他亲自陪蒋回南京，以为这是主动担责，没想到飞机一落地就被扣下，此后54年，他辗转南京、浙江、贵州，最后在台湾新竹住下，名义上是"派人照顾"，实际上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   直到1990年3月，台湾当局才宣布解除管制，蒋经国已经死了，李登辉接了班，他才算真正走出来，54年，这不是一个数字，这是一个人最好的岁月，一个在西安敢于扣押最高统帅的人，最后被关了整整54年，出来时已经89岁。   1993年，他因头痛住院，诊断出脑血肿，治好了，但身体的底子已经不一样了，1995年，他搬去夏威夷，在海边买了套公寓，看看海，见见老朋友，偶尔接受记者采访，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大陆，他每次都淡淡地说：还没准备好。   这四个字背后装着的是他记忆里的东北，是1919年的奉天，是1931年的沈阳，是1936年的西安，那些地方早就变了，他心里知道，但又不敢去印证，父亲张作霖的坟还在不在，当年东北军的旧部，还有几个人记得他，没人能给出让他真正安心的答案。   更关键的是，两岸都太看重他的象征意义，他要是公开偏向任何一边，另一边立刻会有反应，而他已经太老了，承受不起，也不想再卷进去，李宗仁1965年回国时，他自己算过一笔账：我回去，或许还能在两岸问题上发挥一点作用，那时候他还有这个底气。   张学良不一样，他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说得非常清醒，"我是个历史人物，该退出舞台了"，这句话不是自怨自艾，是真正的自知，他清楚自己的历史地位已经盖棺定论：西安事变推动了抗日合作，这功绩写进了史册，谁也拿不走。   但他同样清楚，时代已经不再需要他开口，他说什么，都只会变成各方解读的原材料，而不是真正的影响力，那一年，赵一荻去世了，他在夏威夷独自处理后事，一个人在海边住下来。   2001年10月14日，他在夏威夷去世，终年101岁，葬在当地的纪念公园，他终究没有回到东北，但大陆方面始终没有关那扇门，1991年之后，中央多次通过不同渠道再度邀请，每一次，他都很客气，始终没有点头，门就这样一直开着，直到他走完最后一程。   吕正操比他晚走8年，2009年10月13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5岁，两人在纽约的那次会面，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那三个小时，两个老人聊了什么，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完全知道。   只知道那天分别时，张学良站在门口，说了那句"等我把这边的事处理完，就回去"，一句话，一个没能兑现的承诺，和一扇始终敞开的门。信息来源：史海：吕正操三晤张学良劝其回大陆内幕——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