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电闪雷鸣的晚上，41岁的戴笠对学生余淑衡说：“你来我房里处理一份文件。”余淑衡走进屋内不敢坐下，内心忐忑的询问：“文件在哪？我拿回去处理。”谁料话音刚落，她便瘫软在地，而戴笠正步步向她靠近。 电闪雷鸣的夜里，伞沿滴着水，余淑衡站在门前轻轻叩响。下人一句“老爷早在房里等你”，像把冷风直接吹进她心里。她本是为“重要文件”而来，却在推门那一刻嗅到不对劲，偏偏身份压着她，不来不行。 余淑衡出身名门，读的是南京中央大学外语系，后来又进了军统在重庆办的外交训练班。她懂礼数，也懂分寸，既有学识又有气质。戴笠则是军统局首领，手握生杀大权，身边女人不少，却少有人能让他真正上心。他一直想要一个能干的贤内助，甚至希望对方像宋美龄那样能为自己增色。 两人的相遇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在朋友家谈书画时撞见她，一身红旗袍侃侃而谈，让戴笠当场停步；也有人说是在训练班看学生上课时，戴笠一眼就注意到坐在里面的她。 无论在哪一处，戴笠都很快把目光钉在她身上。第二份资料里还提到，余淑衡的神态像极了戴笠年轻时得不到的远房表妹，那段被拒的旧事成了他心里的“白月光”，也让他对余淑衡更添执念。 戴笠很快把人调到身边当秘书，送礼、示好、示意要娶她做续弦。余淑衡却始终闪躲，她不愿得罪，也不愿接纳，最后干脆推说早与表哥订婚。戴笠第一次在女人这里碰壁，心里不快，反倒更觉得“非得拿下不可”，越是得不到越惦记，越惦记越不择手段。 于是就有了那场“拿文件”的夜晚。戴笠说文件在身上，让她来拿，话里话外都不肯放她走。 余淑衡转身欲退，双膝却忽然发软，才明白自己已被下药。第二份资料写得更直白，是茶水里下了迷药，趁她神志不清时与她发生关系。她清醒后心里难过，却也知道戴笠的狠辣，硬碰只会更惨，只能先装作顺从，把眼前这一关熬过去。 戴笠得逞后心情大好，甚至对身边人都少了打骂。为把她拴牢，他把余家父母接到重庆，嘘寒问暖送礼物，摆出做余家女婿的姿态，甚至给自己取了个“余龙”的名字，让余淑衡私下这样叫他。 余家人感动，劝她嫁给戴笠，可余淑衡心里始终想着逃离，她要的不是被安排的“名分”，而是离开这个牢笼的路。 她试过直接开口，说想去美国。戴笠立刻翻脸不同意，要她老实待在身边。余淑衡便换了方式，顺着戴笠最在意的那条线下手。 她躺在他怀里，先说自己愿意嫁，又说想像宋夫人一样有学识，才配当他的夫人，回来也好做他的贤内助，让他更有面子。 戴笠正被这番话哄得得意，竟真的点头同意，还很快备钱安排，把她送出了国，第二份资料甚至写到麻省理工大学，学费生活费一应由他承担。 人一走，局势立刻翻转。余淑衡不再联系，戴笠越想越不对劲，跑去“岳母家”一问才发现人去楼空。再一查才知，她早已把家人也悄悄接到国外，并在那边与美国军官或国外将领相爱结婚生子，一家人过得安稳幸福。 戴笠自认真心付出，换来的却是彻底脱离掌控，这口气他咽不下，却也无可奈何。用伤害换来的顺从，只能留下人一时，留不住心一世。 但第三份资料里，又讲了另一种更沉重的结局。它说余淑衡被长期强迫拴在身边，精神折磨无处诉说，最后选择自杀，以生命无声控诉权力的黑暗。两种说法一明一暗，都指向同一层事实，戴笠可以凭权势把人按进自己设的局，却无法真正让对方甘心。 余淑衡之后，戴笠很快又把目光投向胡蝶。第二份资料写得细致，胡蝶物资被劫，他放出消息说只有自己能帮忙，随后按描述买来新货交还，又在好地段建别墅租给她，还给胡蝶丈夫潘有声通行证，方便他外出做生意，也方便自己常去见人。 权势之下，旁人明知不对也无计可施，这段关系据说一直持续到戴笠飞机失事的前一晚。 1946年戴笠死于飞机失事，有人说是报应，也有人说他死得太便宜。余淑衡不管是远走国外获得新生，还是在绝望中以死自证，都成了那个年代女性处境的注脚。 戴笠这一生最该明白的一点，或许正是他最不愿承认的那句，手段能得到人，却得不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