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谢富治的女儿谢小沁从哈军工毕业，此时的她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进入科研院所机关单位，二是到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当兵。 办公室的战友都觉得她会选科研院所，毕竟父亲当时还是副总理，递个条子就能留在北京。 可分配志愿表上，她一笔一划填了兰州军区。 有人背后说她傻，放着金窝不待偏要去喝西北风。 收拾行李时，她把父亲的照片从皮箱夹层拿出来，塞进了军装口袋。 哈军工的四年，她学的是导弹工程。 课堂上教员总说，你们是国家的武器。 到了西北军营，第一次实弹演习她趴在戈壁滩上，风沙灌进领口，瞄准镜里的靶心和课本上的弹道公式重叠在一起。 夜里查哨，老兵指着远处的烽火台说，那是霍去病当年练兵的地方。 她突然觉得，这身军装比机关办公室的沙发更让人心安。 1980年冬天，部队的干事带来文件。 父亲的悼词被撤销，骨灰移出了八宝山。 她正在给战士们缝补棉袄，针扎破了手指，血珠滴在军绿色的布料上。 丈夫第二天提了离婚，说政审表上"父亲"那一栏再也填不了"革命干部"。 她把结婚时的红被子叠成豆腐块，和离婚报告一起放在桌上，没掉一滴泪。 转业手续办了三个月。 按照政策，团级干部可以安排到地方机关，但接收单位看到档案里的家庭关系，都找理由推脱。 最后是市文联的老主席拍了板，说杂志社缺个校对员。 她抱着一摞《十月》杂志回宿舍，发现台灯的钨丝断了，摸黑换灯泡时，想起在西北哨所换柴油灯的夜晚。 退休后她搬到老城区的单元楼，六楼没电梯。 每天早上提篮子去早市，卖菜的大妈认得她，总多塞把葱。 有次在公园碰见哈军工的老同学，对方说起某某同学当了将军，某某下海成了亿万富翁。 她指着石桌上的象棋说，我现在马走日象走田，比当年算弹道简单多了。 去年社区组织抗美援朝老兵慰问，她翻出压箱底的军功章。 那是1973年在戈壁滩排除哑弹得的，边角已经磨花。 志愿者问她有什么愿望，她指着窗外的玉兰花说，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照片洗出来，她把军功章别在胸前，背景里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 从穿军装到坐办公室，她始终没丢的是那份自己选的路自己走到底的执拗。